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1)(4)
2015-03-30 01:04
导读：不难看出，上文中“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本当紧承“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齐商人弑舍”亦应连在“昭公卒，舍即位”之后；“晋赵盾以诸侯之师
不难看出，上文中“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本当紧承“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齐商人弑舍”亦应连在“昭公卒，舍即位”之后；“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则应紧承“邾人立定公”，但皆因编者要依经立文而被各各截开，并分别插人解经文字“邾人来讨，伐我南鄙”、“六月，同盟于新城”、“有星孛入于北斗”等。经左氏的宰割，有许多叙事便不可避免地显得四分五裂，零乱不堪。
又如：
僖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藤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子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左传》：“春，遂城而居之。宋人执藤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秋，卫人伐邢……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案：“春，遂城而居之”本与上年传‘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连为一传，而“初，梁伯好土功……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则紧承其后。推测孔子《春秋》原文当为：“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很显然，这本是十分连贯的一段记事。左氏为什么将其割裂开呢？原来本年《经》末有“梁亡”之文，左氏为依经立文而将其割置于文末，并在前面插上了解经语：“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以致前后重复，头绪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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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割裂孔子《春秋》而分年的基础上，为依经立文而重新排列史料，这是左氏“具论其语”的又一重要改造途径，姑称之为“凡例”之三。
“凡例”之四：插入解《传》语。
左氏除了对《春秋经》进行解释以外，还对孔子《春秋》的叙事文字也进行评论或补充说明，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加上“解传语”。
如隐公元年书：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其“公弗临，故不书”“ 不见公，亦不书”，皆承传而发。不过，其目的却为解经。经生迂儒往往吹嘘其为“《春秋》大义”所在的，但实际上多为谬说。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君子”的评论，情况较复杂。其中有些属于解经语，疑出自左氏。如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据《左传》桓公元年的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事实应是先有好色之心“而后动于恶”。至于“先书弑君”，只是因为君比臣地位更重要而已。所以这段解经语，只能看作左氏的主观臆测。
但有的“君子曰”直接由史料改造而来。如文公二年关于“跻僖公，逆祀”的一段“君子曰”，在原史料中是“有司”之语（见《国语·鲁语》），有的学者指出：“这种体裁是先秦史家所共有”[1]。既然“君子曰”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那么孔子写《春秋》时，为了更好地“窃义”，借用“君子曰”的评论来突出表现他的政治观念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必要的。郑良树也认为“君子曰”“非后人附益”。 [2]对孔子作《春秋》推崇备至、并且以之为典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妨照了这种形式，只是把“君子曰”改成了“太史公曰”，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孔子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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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左氏对孔子言行的插笔和后人续笔。
除了以上所述，在《左传》中，还有如“仲尼曰”“孔子曰”之类的议论。
如：“是会（指践土之盟）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孔子解释《春秋经》的话。它与前文并不衔接，分明是左氏为释《经》而插入。还有少量的“孔子曰”大约出自门人后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将全书的“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情况列表统计于下：
“君子曰”（包括“君子谓”“君子以为”等）“仲尼曰”（包括“仲尼闻之曰”等）“孔子曰”（包括“孔子闻之曰”）
隐公（1——11年）11则
桓公（1——18年）4则
庄公（1——32年）6则
僖公（1——33年）9则1则
文公（1——18年）8则1则
宣公（1——18年）5则2则
成公（1——18年）8则2则
襄公（1——31年）23则3则
昭公（1——32年）11则12则
定公（1——15年）2则2则
哀公（1——27年）1则4则3则
合计78则25则5则
从上表可以看出，“君子曰”出现得最多，且主要出现于昭公以前。定、哀之后“君子曰”突然减少；相反，“孔子曰”则出现增多的趋势，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定哀以后，对孔子及其门徒的记载较多，且文辞乏采，结构松散。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前者出自孔子，而后者出自孔门后学之笔。这也是造成《左传》一直延续到孔子死后，写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乃至战国初的原因。
《左传》中有部分叙事，特别是襄、昭之后，有出自左氏或后人增补之笔，它们拖沓松弛，而且有的甚至明显违背了叙事逻辑，露出了狗尾续貂的“马脚”。如：鲁昭公七年，记孟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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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杨向奎《古文经学中的〈左传〉与周礼》，见其《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乙编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左传〉“君子曰”非后人所附益》，中华书局，1982年。
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案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岁，孟僖子岂能预见孔子成圣人？更何况，说与何忌当时尚未出生。把十几年后发生的，两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事预先插在这里，便显得十分悖理。所以，这一段文字只能是出自左氏或后学所为。
《左传》哀公以后有关孔子门徒的记载，拖沓乏味。如哀公十二年：“语及卫故，……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子贡的话，不仅罗嗦，而且以取“霸”为标的，这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风格亦有别于全书主体的洗炼精警，疑出于后学。
吕祖谦说《左传》“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注]其因正在于出自不同作者，前者出自孔子，后者出自凡庸之笔。识见有高下，文笔有优劣，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左传》的主体特别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的史实出自孔子《春秋》，它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左丘明的“具论其语”，就是在存《孔春秋》之“真”（忠实保存原文）的前提下，依《经》立文，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编年体的《左传》。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注]：
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卷首《纲领》，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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