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1)(2)
2015-04-02 01:03
导读：群选经典的名家，是群众需要的文化世界的提喻，大众无法接触全部艺术，于是他们选择一人或某几个人，作为文化的替代性提喻，而每个时代面对一个新
群选经典的名家，是群众需要的文化世界的提喻，大众无法接触全部艺术，于是他们选择一人或某几个人，作为文化的替代性提喻，而每个时代面对一个新的文化，会需要自己的提喻。既然群选经典化，不是一个历史行为，群选经典在历史上存留的能力，也就陷入了可疑境地。下一代的经典群选，自然偏向于易于连接的同代人。力主经典恒久不变的布鲁姆，就幸灾乐祸地说过：群选经典的下场是，“被哪怕最极端的多元文化论者，在两三代以后抛弃，给新作腾出地盘”(16)。其实每代人都要重选，例如陶喆碟片上，有自我宣言：“以经典化的摇滚乐为攻击对象”。
因此，群选的经典更新，实是连接、连接、再连接。主要是在横组合轴上的结合连接操作。
四、批评与认同
这两种经典化的不同，使经典的接受也具有一系列的重大差别。
首先不同的是批评在接受中的地位：经典更新就是对批评能力的一个重大挑战。每个时代总是会有一批学者拥典自重，学阀及其经典维护者地位，是有压迫性的，尤其在学院里对学生更是如此。但是一个青年学者要成长，最终要接受挑战的诱惑。经典文本的守护者，就不得不面对挑战作出辩护，这种反复论辩，见证的是一种批判性文化方式。
群选经典是无须批评的：与金庸小说迷辩论金庸小说的质量，与琼瑶、三毛小说迷辩论琼瑶、三毛小说的质量，几乎不可能。不是说偶像碰不得，而是他们的选择，本来就不是供批评讨论的，而是供追随的。在群选经典维护者眼中，在经典与“劣作”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讨论余地。其他人可以选择不追随，但是不可能选择分析性的辩论。
群选经典靠的是连接，而电子媒体对各种门类的艺术，提供的连接方式是相似的。不少论者认为电子媒体的快捷造成“速食文化”，一切艺术都求短求快。实际上并非如此，大众有的是闲暇时间，各种艺术门类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长短，而取决于它们是否足够平浅，能在横组合的线式连接中提供意义的在场实现，提供即时的快感满足。这种即时意义，见证的是一种粘连式文化方式。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经典不仅给人们文化满足，在这个意义漂浮的后现代社会，经典是自我认同的需要。作为社会人意义缺失，我们被原子化为孤独的人，就更为依赖文化的符号组合关系。符号体系的组织，不是具体社会组织的抽象化表征，相反，是抽象社会关系的具体化。我们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置于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之中。为了逃脱意义失落的空虚，我们不得不寻找替代叙述。经典由于其独特的文化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替代叙述来源。
两种不同的经典化，虽然都是为人格提供虚幻的价值，起作用的方式却是不一样。批评式经典的阅读本质是比较性的，因此从经典中读出的自我，是个人本有的“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17)，从而“使作品暂时性地成为充填自我的惟一实体”(18)。如此得到的自我意识，难以与社会其他人交流，难以提供疏解孤独的社会结合愉悦。我们在经典中找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阅读者依然是孤独的个人。
这种经典阅读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是个社会行为：阅读经典让我们得到一点虚荣：我为我自己崇拜《红楼梦》而骄傲，我从崇拜中得到的价值，攀附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中，实际上经常是一种自恋：在别人连字句都看不懂的地方，我能读出别样味道来，阅读经典、引用经典就常常变为作为文化资格的证明。用这样方式能取得的社会联系，的确很有限。
而群选经典，本来就是群体连接的产物，阅读和引用这些经典，就能加强社会归属感觉。人多势众，社会关系中分散的节点，就被共同爱好串结起来。在与经典作者的抽象联系中，同崇拜者组成的社会具体接触中，个人不再是孤独的个体。看起来读者给出的是全奉献式的，不带任何功利心的追随，但是他们得到的是全身心的迷醉和狂喜。
群选经典的欢欣感即刻而有效，惟一的条件只是不能要求经典兑现这种许诺，例如不能要求用武侠方式解决人际纠纷，不能用言情方式解决失恋难题。因此经典的人格赋予，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全过程。经典文本上附加的符号意义，替代了真实社会关系，人们得到的依然是虚幻满足。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我不知道这两种经典阅读哪一种更危险：不管自我充填，还是群体结合，都不是找到存在意义之途。但是，经典不仅是结构化了的结构，而且是能结构化的结构，能持续产生意义的结构。现代社会自我失落的烦恼，的确可以在经典消费中得到暂时性的解决：手握经典，我们的人生不仅有了叙述，而且有一个响亮的缩写标题。
五、演变的前景
因此，我们正目睹一个巨大的全球性文化演变，除了某些隔离的特殊地区，这个文化演变渗透各个社会。尤其当娱乐消费代替了生产，成为社会主要职能，而电子媒体的普及，使从来没有参与主流文化的社会群体，得到了与其他人同效的一票之权。场地的“动态边界”(19)就出乎意料地突然剧烈膨胀，几乎全民加入。由此出现的文化民粹主义浪潮，的确史无前例。
“五四”时期经常被指责为经典重估过于激进，但是“五四”在重估经典时，有极为认真的论辩。现在翻阅1923年开始编的《古史辩》，前后七册收入的三百五十篇论文，其大胆推翻经典陈说之论，现在看多半不可靠，但是其细剔微抉反复论辩的精神，令人感动。“五四”成功地把一批历代白话小说经典化，其中有梁启超、胡适等人出于文化
政治考虑全盘吹捧，也有周作人、钱玄同等几乎无一是处的评价，也有鲁迅不惮直言褒贬的比较研究。
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曾经出现重大的经典更新，以“重写文学史”为标记，审美判断价值变化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作品的经典化，茅盾等人地位下降。虽然其激烈程度堪与“五四”比美，却依然是批评式经典更新。90年代中期几次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不仅引发关于经典的第一次理论上的讨论，也有诗人公刘在《人民日报》上拒绝进入经典的佳话，也有《名作欣赏》连续发表近三十篇“名作求疵”的不容情批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但是，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经典更新，就不再有如此的批评精神，经典化操作从纵聚合轴摆向横组合轴。说这是“向俗文学靠拢”，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大众选择不同于批评家的选择，这种情况先前一向存在，但基本上对文学场不起作用，例如“五四”十年中，鸳蝴派作品的数量，销量，读者人数，远远超过“新文学”，但是1935年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完全不收鸳蝴派。
所以今日的局面，不完全是数量化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盛行于西方的各种后现代思想入侵学院，西方学院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把中国知识分子推入自我忏悔，不应该坚持“过时的”现代化方案。西方传来的后现代思想瓦解了我们的判断能力，学院开始奉行“大众喜欢的必是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工作方式失去了自信。
我并不是在此反对严家炎、王一川等学者把金庸经典化，经典从来都需要更新。我感到焦虑的是今日经典更新中看到的双轴位移。虽然依旧是批评家在做最后判断，但是他们的判断方式，已经从比较转向粘连。虽然金庸已经被不少学院人士列入经典，至今没有对金庸小说的真正的质量分析。保守主义者布鲁姆，坚持认为莎士比亚是“经典的核心”，但是他至少做了分析式判断：“莎士比亚写了三十八部戏，其中二十四部是杰作”(20)。至今我没有读到对金庸小说作这种分析判断。不接受金庸小说新经典地位的人，大都保持沉默，能看到的“批判”都是全盘否定，同样不是批评。这种局面，我认为对金庸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好事。
所以，让人担忧的不是群选经典进入经典集合，而是批评界开始采用群选经典“全跟或全不跟”原则，也就是说，学院经典更新开始横组合化。我可以举报上的一句常规评语为例：“李连杰的新
电影票房表现比较平庸”。这是非常奇怪的语言混杂：“平庸”是质量判语，在今日的文化中，连接的计数成为质量判断。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大众，这个来到文学场的这个新玩家，有巨大的经济资本（例如票房），有重要的社会资本（例如票选），而且愿意把这两者转换成符号资本（例如群选经典）。文学场向横组合轴倾斜趋势，如果没有遇到阻抗，最终会导致纵聚合倒塌消失，于是整个文化成为单轴运动：经典无须深度，潮流缺乏宽度，剩下的只有横向的线性粘连，只有崇拜者的群体优势。
这不是杞人忧天故意危言耸听，某些不适合电子媒体连接方式的文类，已经频临灭种：需要沉思潜想象外之意的诗歌，已经被宣布死亡；需要对言外意义作一番思索的短篇小说，已经临危；而长篇小说越来越靠为影视提供脚本而生存。这样，经典之争，渐渐变为文体之争，竞争者靠文体转换（尤其影视改编）最后胜出：金庸与琼瑶作品几乎每部都被影视化，甚至多次影视化，它们获得天文数字量的连接，群选经典地位实际上已不可动摇。
甚至经典传统的最后堡垒，最需要稳健的部分，即学校课程，也开始转向。2004年金庸《天龙八部》和王度卢《卧虎藏龙》进入高中语文必修课本。后一个例子是再明显不过的教科书跟着传媒走。让我再一次引用我并不喜欢的保守派布鲁姆，此人似乎知道中国大学里也在发生西方大学里同样的事，他在特地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写道：“媒体大学（他指推崇媒体能力媒体的大学）的兴起，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他看到东西方批评界都在瓦解。
当整个社会完全接受一人一点击的纯数量经典化，文化民粹主义就会全盘胜利，几十亿找不到人生意义的人，手伸向自己的点击制造的新经典，整个世界“后文化”将是可数的几个娱乐品色彩花哨的堆集。
一个无须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一个无须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就事论事的话，经典更新无关家国大事世界大局，可以把它说成只是文化界派别之争，最多只是一个教科书课文的取舍问题。在大历史维度上，双轴位移却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已经见到端倪的符号灾变，将带来丢失历史的文化大劫，以及人生意义的热寂。既然我们横向摆放图腾，我们就不得不沿着它们舞下山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①伽达默提出经典“没有时间性”这个命题，张隆溪解释说：“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参见张隆溪《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载《中国文史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三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年9月）。
②雷奈·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2页。
③1997年1月荷兰莱顿大学进行大规模国际会议，会
议论文集合成一巨册《经典化与去经典化》（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Leiden: Brill Academic Press, 1998），是这个问题较早的严肃讨论集。
④Stefan Nowotny, Anti睠anonization: The Differential Knowledge of Institutional Critique, Transversal Webjournal, 2006.
⑤建议译为“alternative canonization”。
⑥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ix.
⑦布迪厄的原文“champ”，也是竞赛运动场。很多人中译为“场域”，未免太雅，而且丢失布迪厄的比喻原意，所以我改成“场地”。
⑧(11)(12)(13)《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⑨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⑩《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的译者，把joueur译为“玩耍者”。这个词意义多面，不好翻译。布迪厄“场”的原意，实为竞赛场地（参见注8）。因此，joueur译成“玩耍者”可能太轻松；译为“运动员”可能太严肃。“玩家”或能兼顾双义。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114页。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113页。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113页。
(14)Roman Jakobson, “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in Roman Jakobson & Morris Halle,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Hague: Mouton Press, pp. 7682.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74页。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译文经过本人修改，参照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下同）。
(15)(16)(20)(21)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第56页。
(17)(18)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第245页。
(19)布迪厄：“每个场都构成一个潜在的、敞开的游戏空间，其界线是一个动态的边界，与场的内部斗争的厉害密切相关”（《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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