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迷失: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若干反思(1)(2)

必须申明，笔者并不简单排斥学者对话语权的追求以及对西方话语或古文论的借鉴，而是想强调:其一，话语权不能成为学术的动机而只能是学术的结果，亦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之后的副产品。即使有人做学问就为了博得这种副产品，也应该懂得:只有你的学问给社会解决了实际问题才能赢得社会的话语权回报。其二，思想的借鉴必须以解决现实的文艺学问题尤其是解决中国的文艺学问题为目的，而不是通过标新立异去割据一块话语权的领地。顺着思路，就该对文艺学创新的合法性进行必要的审视了。我们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文坛新说迭起、社会热烈关注便是文艺学的繁荣或创新的成就。所以，我们常常怀念80年代文论界的风光岁月。但是，作为理性反思，我们似乎只能在活跃思维、开阔视野的意义上肯定这种思想局面。因为理论的建树归根结底还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在于新说迭起。

其实，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反复陈述的基本上只是一个命题——文学是什么?所有的差异不过是采用哪种话语逻辑来述说而己。例如:文学是里比多的升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语言的陌生化、是系统、是结构、是信息、是符号、是惯例、是文化、是霸权……总之，我们一度为层出不穷的新定义而兴奋不己。但问题在于，诸多新说除了利用视角的切换，给我们营造出各种不同的文学界定之外，就很难进一步提供推动变革现实的思想力量了。例如，我们一旦承认文学是里比多的升华，随之就会面临怎样实现升华的实践问题，俏皮一点说，我们是否该多吃一些肾宝，以保持性欲的旺盛从而实现里比多的圆满升华呢?显然，里比多的学说并不能给我们回答。再例如，我们一旦认同文学是一种霸权形态，随之也就会追问，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运作机制，去赢得文学的霸权地位呢?众所周知，在当下中国，文学已经毫无霸权气象可言。诸此种种，均可归结到文艺学实践功能的疲软。

显然，在中国文艺学创新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满足于通过方法的转换提出各种能够自圆其说的文学新解释，而忽略了学术最重要的功能是指导实践。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⑤ 他还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⑥ 这均是对学术精神的透辟昭示，我们由此明白:其一，学术是因为真实存在的问题和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存在的，除此之外，学术本身并无自足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其次，学术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对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真实而正确的揭示，至于自圆 其说，只不过是学理阐述的基本逻辑要求，超出这个限定，就很可能成为掩盖学术虚假性的口实。其三，解释只是学术的起点，学术的终点则是对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并且，是否具有实践指导性是衡量解释是否具有真实性的根本尺度。其四，学术的荣衰不仅取决于学术本身的真实性，还取决于社会对该学术的需要程度。总之，所有从事学术的业者都应该懂得:学术是一种“术”，它并非是炫耀智商的魔方或游戏，它是以实践性为存在价值的。这也就意味:文艺学创新的出路，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相吻合。

那么，文艺学的理论怎样才能符合文学的实际呢?一些学者又在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灵感——文学终结论，图像对文字的战争，文化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说法也就成为解救当代中国文艺学困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大意是说，由于电信时代和世俗时代的到来，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图像载体压倒了精英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文字载体，使传统的文学形态走向了终结，并出现了文学性向日常生活的蔓延，所以文艺学的理论边界也就要随之开放，文化批评就是一个有益的借鉴云云。当然，反对的声音也相当强烈，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担心文艺学学科属性的消解，第二，担心文艺审美品位的降低。笔者认为，在当前探讨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论争中，各方都以自己认定的文学实际为坐标，都希望文艺学理论符合自己所认定的文学实际，缺乏共同认可的前提，难免是一场各执一辞的混战。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文学的实际建立一种共识。

我们知道，对文学的实际怎样判定，与考察者的视角有关。如果仅从视角的真实性而言，可以说各种界定都具有特定视角中的客观真实性，因而也就都可能符合文学的某种实际。于是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独断地宣告，唯有某种文学实际才具有客观真实性。例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赞同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否认文学是一种生产形态，也不能因为自己认同文学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就否定文学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许多对于文学实际的界说，实际上是持论者对于文学的某种价值诉求，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从事文艺学研究的是学者，我们也就习惯于从学者的价值视角去解读文学的实际。结果就出现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文学是人生的教科书，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不断超越等等说法。如果仅就这些诉求的逻辑可能性以及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文学现象而言，同样是符合文学实际的。然而，一旦我们遵循这种价值观的文学实际标准，立刻就会遭遇一个令人窘迫的局面: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的文学世界，从分类学的意义上，各种价值诉求的文学形态普遍被归属于文学的范畴之内。随之我们就面临两难抉择——就某种价值观而言，我们必须把大量另类价值诉求的文学作品排斥在文学的概念之外，但就分类学常识而言，我们又必须认同这些“不合格”的、“平庸”的文学作品属于文学范畴。显然，这种由价值观所确立的文学实际，往往只是反映了我们通常称之为杰作的文学现实却没有揭示普遍的文学现实，而文艺学研究恰恰是对普遍文学现实的研究。

毫无疑问，文学的现实是由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所创造的。具体说来，文学的现实主要是由作家、读者、以及以意识形态面貌出现的国家意志所决定的，或者说，是全社会意志平衡的结果。这也就意味: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实际是怎样的，取决于社会的公共意志，取决于社会的公共视角，取决于社会对文学艺术的普遍使用取向。马克思说过:“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⑦ 此话极富启迪。其实，我们要求理论所符合的文学实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实际，即使这种实际是平庸的，我们也必须冷静地面对，并做出客观的学理阐释，而不是回避这种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尊重社会公共意志所做出的现实文学选择，那么，就中国而言，文学的普遍现实景象就不难描述。概括说来，随着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转型，文学现实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嬗变，这种嬗变的文学现实以世俗化为特征，既区别于古典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文学，也区别于激进的革命文学和具有人本精神的启蒙文学。它张扬着一种现实关怀精神并借助各种现代科技手段铸造出自己独特的生存逻辑与生存姿态，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它与国家意志达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关系从而不动声色地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学形态。这便是当代中国文论工作者面临的本土真实问题和必须解剖的普遍文学现实。遗 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真正潜心于破译这种文学现实的生存密码，更多的则是采取批判的姿态，苛刻地挑剔这种现实的种种肤浅与平庸，尽管这种批判并非没有必要。但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我们难以割舍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信念。我们仍然把超越精神所建构的理想王国当作现实的王国，我们拒绝承认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尖锐地说，我们拒绝承认大众有选择精神生活的权利而坚持精英知识分子才是精神生活的立法者。这种精神贵族的优越感，是自柏拉图以来就逐渐形成的文化潜意识，不过今天却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自诩为民众导师与社会良心的精英文化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与现实对话，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社会的边缘族群，在这种激烈的灵魂碰撞之中，文艺学的认知出现了种种的浮躁、彷徨乃至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拒绝现实，就只能为现实所遗弃。我们的学术探求也只能作为心灵的日记成为个人隐私，而不能作为公信的知识为社会分享。正如有学者说:“以批判性的意见取代科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学科就会变成文化沙龙或文化广场，学术性也将衰退乃至消失。……回到现实社会的真实经验、真实问题中，只有这样，学科才会有充满生机的学术发展前景。” ⑧

注释

①陆贵山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③孟繁华:《众神狂欢》，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1期。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第1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6页。

⑧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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