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纯粹的语言──以鲁迅的「硬译」实践重释(3)

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鲁迅1981: 4: 198)。鲁迅正是要构作出一幅要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翻译地图。这张翻译地图的语句极度精确，以致「意义」和「内容」被语句的碎片彻底淹没。读者阅读鲁迅的翻译大概会有这样的感觉：看到的明明是中国文字，读下去却又似乎是外语写成的作品。我们可以在鲁迅的翻译中随意挑出一两段以作证明，譬如《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里的一段：

　　从古至今，自文学上的考究评论那样的东西发生以来，现在尚未失其作为问题的意义的主要的文学论文的问题，还是很不少，然而其中，如这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者，恐怕是提出得最新的问题了。因此也就有着今后多时，还将作为丰富地含有文学论上的问题的兴味和意义，作许多回论辩批判的对象的性质。……(鲁迅1973: 17: 188-189)

　　以上是论说文字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小说的例子，如《死魂灵》的开端：

　　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的大门口，跑进了一辆讲究的，软垫子的小小的篷车，这是独身的人们，例如退伍陆军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贵族之类――一句话，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绅士这一类人所爱坐的车子。……(果戈理1999: 3)

　　读这样的翻译根本就是在读地图，初次阅读只能感到一大堆文字或符号掠过眼前，然后再依据「句法的线索位置」仔细推敲才能依稀辨识出其中的文义。

　　班雅明认为，翻译之所以是接近「纯语言」的重要途径，主要缘于其减轻语言所背负的意义负荷这种功能，这种功能使「只与语言因素及其变化」相关的「纯语言」得以在卸去意义重担的语言中重新显露。因为语言的质量和区别度越高，其作为信息传递的功能便越小(本雅明1999b: 288-289;Benjamin 1996: 261-262)。鲁迅的翻译「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鲁迅1981: 10: 245)，即使像「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和「日落山阴」这样细微的语言区别亦要区分清楚(鲁迅1981: 4: 383)，以致「意义」和「信息」几乎被语言完全淹没。在这种译文中，「语言」就像宽松和起皱的皇袍般包裹着「内容」，「语言」和「内容」的关系被打断，「意义」成了多余的赘物(本雅明1999b: 285;Benjamin 1996: 258)。鲁迅的翻译是班雅明所说的「真正的翻译」(a real translation)：「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掩盖原文，并不阻挡它的光线，而是让纯语言犹如经过自身媒介强化般充分地照耀到原作。」「直译」的原则是「句法的直接转译」，因此，译文几乎完全按照原文的字句排列展露人前。这样的翻译就像透明体般覆盖在原作之上，它没有阻挡原作的光线，反而让来自「纯语言」的光辉穿透己身而直接接触原作。

　　另一方面，由于译文的字句排列次序几乎与原文一致，译文语言的句法被外来的句法打碎，译文中不再存在完整统一的句子，语词的碎片在这种状况中成了瞩目的珍品。因此，班雅明认为「句法的直接转译」「证明词语而非句子才是翻译者的基本因素。如果句子是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那么，字字精确就是拱廊」(本雅明1999b: 288;Benjamin 1996: 260)。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班雅明说「译文证明是不可译的」(本雅明1999b: 289;Benjamin 1996: 262)，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重译这堆抽掉了一切「内容」和「意义」的语言碎片。正是这种不可译的译文反照出原作的「可译性」。但必须指出的是，只有这种字字精确的直译作品才无法被再度翻译，而事实是世上大部分译文都注重内容，而且能够重译。鲁迅的大部分翻译便是由那些作品的德语和日语译本重译成中文的。亦正是鲁迅翻译实践的这个特点更进一步证明他确是班雅明说的「字字精确」的直译高手，他即使在译作中亦能感应到原作可译性的召唤和要求。

　　班雅明说：「一件容器的碎片若要重新拼在一起，就必须在极小的细节上相互吻合，尽管不必相互肖似。同样，译文不是要模仿原文意义，而是要周到细腻地融会原文的意指方式，从而使原文和译文均成为一种更大语言的可辨认的破片，恰如碎片是容器的破片一样」(本雅明1999b: 287;Benjamin 1996: 261;Jacobs 1999: 84)。 所谓「更大的语言」(the greater language)指的是「纯语言」。这里把「纯语言」喻作破碎了的容器，正好指明「纯语言」不是完整的整体，而是碎片的集合体。面对这一集合体，我们一般视作「起源」的原作也同翻译一样成了一块碎片。因为「字字精确」的直译便是要将原作砸成一堆语词碎片。经历了这种翻译过程，我们再也难以将原作想象成完整的整体。另一方面，由各种异质的「意指方式」迭加而成的「纯语言」也无法给人完整的感觉。因此，正如Jacobs所言，「纯语言」并不指涉神化的「终极语言」(an ultimate language)，而更多地指涉着纯粹语言本身，即除了语言以外甚么也不是(Jacobs 1999: 82)。因此，「纯语言」所指涉的「赎救的终点」(the messianic end)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作线性历史或进化的单一终点，而是「赎救的标记」。这个「标记」并非任何单一的目标，而是任何引起语言变革的事物。而一切能引起语言变革的事物，总括而言，不过是异质语词和陌生的语词组合。这些语词和语词组合并非来自伟大的创造和未来的语言解放时刻，而是来自「现时」对原作的直译实践。因此，语言的赎救并非来自未来和创造，而是来自重新拼合「过去」的原作和译作语言的翻译「当下」。而这亦正是鲁迅所说的意思，即只有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翻译，将各种异质的句法不断拼合进语言中，才能带来真正的语言革命。

　　六、结　语

　　透过直译的实践，译者将原作中被压抑、掩埋的语言异质因素重新展露出来，换句话说，也是对被遗忘的事物的重新开腔。因此，班雅明把「可译性」视作「上帝的纪念」(God’s remembrance)：「譬如，某君可以谈论难以忘怀的生活或时刻，尽管所有人都已经忘掉了它。如果这样一种生活或时刻的本质要求它不能被忘却，这种属性所意味的便不是虚妄，而只是意味着一种人们没有达成的要求，而这也明确地指向另一能达成这一要求的领域：上帝的纪念」(本雅明1999b: 280;Benjamin 1996: 254)。 这样，班雅明把翻译与纪念被「人」遗忘的时刻这一举动相互连结起来，从而使他的「翻译」深具政治性。因为这种「翻译」意味着对一切沉默的表达的维护。因此，酒井直树(Naoki Sakai)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为两种不同的读者写作没甚希奇。很多写作者经已试着做过。但却极少有人像华特.班雅明般留意到它的在伦理政治上的意义」(Sakai 1997: 3)。

　　尽管如此，我们亦不能就此将鲁迅与本雅明的翻译概念等同起来。因为在鲁迅的翻译中始终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性」，使他无法像班雅明般完全抛开「意义」的包袱，全身投入「纯粹语言」的召唤。正如孙歌所言，鲁迅的翻译中隐含着「翻译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关系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孙歌2000: xxvi)。孙歌并指出，一九二零年，鲁迅在中日交恶之际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一个青年的梦》正可展示鲁迅如何透过翻译表达其对现实政治关系(或曰「大政治」)的微妙的拒绝态度(孙歌2000: xxvi-xxvii)。正是在这种与现实政治的微妙关系中，使鲁迅的译作获得了一种「双重性」。他的译作不但在直译的实践中推动着语言的实验，另外更在「语言」下面保存了意义的层面。他的翻译虽然读来像「地图」，但也确实如他所言：「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鲁迅1981: 4: 198)。意义依然能够被读解。可以说，鲁迅的翻译并置了意义传递和语言实验两个相互抵触的层面，而具备了双重阅读的可能性。如果在翻译中让意义从一个深渊跳到另一个深渊直到语言的无底深洞的荷尔德林是班雅明心目中的模范译人的话(Benjamin 1996: 262)，那么，对于鲁迅来说，模范译者根本从未出现，因为所有译者都只能在现世的微妙的政治网络中精心制作他(她)们那具备「双重」效果的翻译地图。

　　引用书目

　　(按作者姓名笔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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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这里指的是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学界。

　　02、日语的「近代」一词，指的是modern，中文通常译作「现代」。关于中国学界与日本学界对“modern”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牵涉到的两者对历史时期的不同划分问题，可参考伊藤虎丸的讨论(伊藤虎丸1995: 3-19)。本文采用「现代」一词指涉“modern”，但在直接引述竹内好的说话时则按照他的用法，保留「近代」这个译法。

　　03、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就文字、声调、道和志等四方面对八股文、古文、骈文和新文学等四种文体作一比较，指出：「就中，八股文与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也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胡适、周作人1994: 38【周作人部分】)。

　　04、鲁迅后来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授课时依然没有改变这种以古字作翻译的习惯。他当时更以古语译写生理卫生课的讲义。夏丏尊曾回忆道：「原来他(指鲁迅)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系』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薛绥之1982: 408)。

　　05、应作〈文学说例〉。

　　06、此处所谓「二千名」，乃指当时汉语常用字的数量;至于「六万言」则指当时英文词语的数量。

　　07、不少学者都曾论及这篇文章的题目，其中以德.曼(Paul de Man)、尼朗佳纳(T. Niranjana)和Carol Jacobs三位论者提出的说法较具代表性。德.曼(Paul de Man)在他逝世前的演讲中讨论了这篇文章，其中谈道：「Aufgabe，任务，亦可意指某人必得放弃。」他藉此理解班雅明分派给『译者』的角色：译者根本无法重新寻获置放在原作中的事物，因此，「译者必得放弃」(De Man 1986: 80)。然而，尼朗佳纳(T. Niranjana)却反对德.曼这一理解，她认为：「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班雅明的『译者』实际上不需要放弃，因为他恰恰没有尝试『重寻』原作的本质。」尼朗佳纳主张把班雅明对翻译的理解连接到他对历史的思考，因此，她不同意德.曼单单把班雅明的文章视作对再现的批判。她拒绝把班雅明的批判局限于「语言」的层面，认为这样做「只会忽略这篇翻译论文最成问题的部分」(Niranjana 1992: 127-128)。班雅明在〈译人的天职〉中，假定人的本性和存在不利于艺术作品的接受(Benjamin 1996: 253)。Jacobs据此指出，班雅明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排斥任何对于「人」的假定，因此“Aufgabe”指的应是放弃，但不是译者放弃了他∕她的任务，而是作为「人」的译者被抛弃掉(Jacobs 1999: 87-88)。

　　08、引用者据英译本修改了部分译文。

　　09、引用者据英译本修改了部分译文。

　　10、引用者据英译本修改了部分译文。

　　11、Sigrid Weigel指出班雅明此文的原标题为“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用的是「概念」(concept)一词，并非「哲学」(philosophy)，Harry Zohn的英译根据的是阿多诺(Adorno)与霍克海默(Horkeimer)改拟的标题“Geschichts-philosophiche Thesen”，故译作〈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Weigel认为由于涉及对班雅明文章意指的理解，应保留原标题，译为“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可参阅Weigel 1996: 158-162, 189)。但由于中文译界多从英译本译作〈历史哲学论纲〉，故本文亦从此译。

　　12、引用者据英译本修改了部分译文。

　　13、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意指方式」的相互「补充」，建基于它们相互排斥的特性。因此，这里所说的相互「补充」不能理解为并合为一的意思，而应理解为各种「意指方式」之间的异质性得以在翻译所提供的语言连结空间中重新展露出来。而在各种不同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异质性则莫过于作为物质媒介的「语言」本身，因此Jacobs把「纯语言」(pure language)理解为纯粹「语言」本身，亦即除了语言以外甚么也不是(Jacobs 1999: 82)。

　　14、换句话说，「所指目标」并不指涉任何语言以外的固定事物，它实际上就是「纯语言」，亦即在翻译中所展现出来的意指方式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意义满溢或无意义状态。「纯语言」可以说只是一个引导语言透过翻译走向无意义状态的「指标」。

　　15、引用者据英译本修改了部分译文。

　　16、这段文字有三种不同的英译(Benjamin 1996: 261;Jacobs 1999: 84; Niranjana 1992: 137)。本文的翻译绝大部分依据Harry Zohn旧译，惟最后两句则参考了Jacobs的版本作了少许改动。

　　17、引用者据英译本修改了部分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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