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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呈现历史——重读王安忆早期小说(1)

2015-04-13 02:13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回来，“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甚至出现六个月的创作中断，直到一九八五年出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的中篇小说集《小鲍庄》，才开始摆脱当时笼罩着她的不安情绪。这个转折对王安忆本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即是一个创作阶段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创作阶段的开始，但是这一转折在文学评论中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王安忆作品开始备受瞩目是因为在此之后不断变化的风格与积极的探索姿态，而且她的小说暗合了当时文坛的“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欲望”、“张爱玲热”、“上海怀旧”，等等，成为许多理论与思潮寻找的恰逢其时的解读对象。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些新潮的概念与符号的分门别类的解析可能有着套搬的痕迹，从而失去了理解一个作家鲜活与生动的写作活动的可能，并切断了所有创作现象的来龙去脉。本文选择重读王安忆早期的小说，一方面是对王安忆早期小说评论的不满足，大多数涉及到这个时期的小说的论述基本都是一笔带过，或称之为“雯雯系列”，天真诗意，平实细腻，忧伤的情绪与叙述上的心理描写即“心态小说”，或者从后来者的眼光赋予王安忆早期的创作以女性主义的意义对女性心理和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对普通女性审美趣味的把握等。另一方面，王安忆在回望早期阶段的写作时说“回顾我十年的写作小说的过程……在最初的时期，我写小说，只是因为有话要说，我倾诉我的感情，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所获得的经验与感想……在那时，我写小说正处在一个类似童年时期的协调一致的情景之中，我要倾诉的情感带有自然的情态，好比瓜熟蒂落。”[2]那么这些带有自然情态的“感情”与“经验与感想”，在新的时间点上(与当时的历史拉开一段距离，新问题叠呈的时代) 来观察可能有新的感受是考虑重读她的早期小说的另一个原因。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鲍曼在《按社会学的方法思考》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叙述走的是循环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线发展。一些主题后来又回来了，借助于我们先前所讨论的东西，这些主题得到了再次关注。这就是理解的所有努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理解上每前进一步都是朝先前的必要阶段的一个回归。我们认为我们过去完全理解的东西显示出新的问题的印记，而先前我们对它们没有注意。这种过程永无止境，但在其进程中能收获良多。”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作为阅读王安忆小说的某种理论参考。九十年代王安忆写作了数目较多的中短篇小说[3]，其中相当多的小说是对早期小说主题(知青插队生活、文工团生活、“文革”时期，改革初萌时代的世俗人情)的重新书写上海市区一条民工聚集的小弄堂里一家小饭店的日常情景，边边角角都在眼前(《小饭店》) ；苏南农村一位乡村教师的婚宴，对场面上的人物和喜气，体察入微(《喜宴》) ； 风俗画一般的农村生活风俗(《 姊妹们》、《文工团》、《隐居的时代》) ；一对在村里落户的知识青年，为招工曲折奋斗悲欢交集，乌云一样厚重的生活气氛(《招工》) ；屋外是震耳欲聋的政治吼声，屋内却努力经营着没落的资本家家庭中的小资式的暧昧情调(《“文革”轶事》) ；粗俗而激烈的生活方式迅速改变着的时代(《长恨歌》) 。这些小说，虽然背景和故事各不相同，但是似乎刻意敞开了胸襟要回到早期小说写作的那些主题中去，然而王安忆又是非常避讳说自己是怀旧的“老是有人说我怀旧，应该讲，我从来不写过去! 即便《长恨歌》第一卷也只不过是个引子。我都写的是很近的事”[4]。既然不是怀旧，也许只能在“新问题的印记”上理解对“过去”的回归了。那么对“过去”的叙述，换句话说“文学如何呈现历史”[5]就是循环叙述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王安忆早期小说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历史节点的叙述，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被作者循环叙述的主题的意义。

一、知青　改革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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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正式步入小说创作的时间正是“文革”结束，一个混沌与朦胧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段历史似乎要尘埃落定，许多匆忙行走的人也要开始摆脱梦魇书写新的篇章了。在这个时间点上，“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以各种不同的面貌但大致相同的声音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最多的主题就是对“文革”的控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号召的怀疑，对知青苦难的陈述，或者对昔日理想情怀的不悔高歌，对“改革”毫无保留的赞誉。这真是一个情绪高涨的时代，如此多的感情与经验需要倾诉，时代文化为作家提供了多种情节类型，作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从时代文化所提供的情节类型中进行选择的不同，并通过选取的情节类型赋予事件以不同的意义。
许多作家最初创作的时候都难以摆脱自己的影子，王安忆刚开始写的小说大部分都以知青为主人公，多少有着自己的生活印记，比如《广阔天地一角》、《本次列车终点》、《雨，沙沙沙》等，记录那个时代的知青的生活，有单纯的理想，也有勾心斗角的世故。王安忆这些洋溢着青春期苦恼感伤与理想信念的小说带给文坛一股新鲜气息，获得不少赞誉。相比之下《冷土》倒是不那么显山露水，而现在看来《冷土》倒是一篇比较特别的小说，它描写了一个乡村女子，如何经由“工农兵大学生”这一途径，从农村来到城市，她的生活与窘迫、困顿与迷茫都和乡村、和乡村的人息息相关。推荐进大学，进入城市，在一种生活方式与水准的悬殊中度日，刘以萍实在是个坚韧的女子，她顽强地生存着，但是终于也有情感崩溃的瞬间同学中的插队青年谈起农村那几年，好似在忆苦思甜；有的人犯了错误，最严重的便是，退回农村去改造思想。农村真是十八层地狱。大学毕业之后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只有他们农村来的同学，无可活动，无可争取。他们完全彻底地是从农村来，怎么也赖不掉，只能坐等着被发回农村”，“她感到很悲哀，这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要算是农民了。她想到报社那刚调回的右派，诉说起在农村的日子是如何地悲愤，好像是下地狱走了一遭。可是农民他们的祖先、后代却永远在这里，他们该向谁去哭诉呢”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身世”的y 苦况味，可以说是一个“阶层”的苦楚，也可以说是一个被所谓的“文明”唤醒了的人的挣扎奋斗却无法挣脱的苦楚，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苦楚是不能用“文明”与“愚昧”的两分法来解释的。同时，知青与右派，作为刘以萍的对立面的参照人物，在时代大叙述中被逐渐建构起来的悲情形象在这里也有了可疑的成分。在多年以后的著名小说《叔叔的故事》里，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声音的回荡叔叔是一个被错划的右派，遭到历史的不公正待遇，他是中国苦难历程的亲历者、见证人，由于他阅历的丰富及自身的内勉，最终成为文坛上精神领袖一类的人物。但是，这一历史是依靠叔叔成名以后的讲述及写作来呈现的，叔叔在动乱以前就形成的世界观，高昂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随着外在因素的冲击，逐渐丧失，沦落为虚无。这个虚无自然不是叔叔们自己意识到的，《叔叔的故事》中还有一个叙述人——“我们”。“我们”以戏谑的口气拆解了叔叔的故事与叙述，“我们”发现“叔叔”的堡垒不是那么坚强与伟大，而是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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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土》与《叔叔的故事》相比，还是单纯的现实主义的笔法，但是视角的选择上实在有着不可多得的创新之处，与《叔叔的故事》其实是在相同的纬度上质疑了历史叙述的单一性和社会公认的叙事版本。《冷土》发表之后引起过不少好评，论者普遍认为作者摆脱了“雯雯系列”的单纯与天真，开始迈向更广阔的天地，但是除了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等少数作品外，我们实在很难在之后的文学叙述中找到更多更优秀的继续这一主题的叙事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确立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叙述模式，迅速被另外的叙述取代，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知识分子型”的叙述者的大规模出现，“叔叔”就是一个典型。“他们”所叙述的中国故事开始游离出原来区域，并且因为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焦灼感而有了“更大”的指向，“他们”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自己的言说与解释，并为自己的青春作证。
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历史的戏剧，中国的上空自一八四O 年以后一直徘徊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幽灵，经过“文革”的动乱后，整个中国空前团结一致地出现在“改革”周围。“改革”成为每一个阶层都可以分享幸福的承诺，在这个承诺里，从“文革”中走出的人们终于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尽管不同的阶层在改革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在改善物质生活、政治民主化、文化开放等许诺下，“改革”本身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改革都在当时的小说中成为核心的叙事主题国家政策引导下的改革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变化，“人性”“尊严”的恢复，农村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形象与新时期的“能人”形象的确立。在这场改革的攻坚战中不乏悲壮，不乏喜悦，但总的来说，一种打破迷惘的确定感或方向感被重新确立了。王安忆的小说《新来的教练》、《尾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到了改革的主题。或许由于经验的限制，她并没有如其他作家一样进入具体的改革实践的呈现，她的改革主题主要体现在塑造了“新人”、“能人”形象谷中(《新来的教练》) 和老宋(《尾声》) 。谷中是排球队新来的教练，他技术过硬，英俊潇洒，深得女生喜欢，带给球队许多新鲜的花样 海燕式的发型、探戈舞会，但是他也给球队带来了新的早恋问题，一个漂亮的女生爱上了他。小说里谷中的对立面是原来的教练玉华，勤奋认真，纪律性强，把国家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在球队的成绩上却收效甚微，整篇小说也是以玉华为叙述者的，她对谷中一直抱着困惑的态度“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好，还是不好……她不懂，还是让组织上来考察吧，她的责任是向组织忠实地汇报一切”。小说的结尾是玉华坚定地把情况汇报交给了组织，有评论者认为，她是阻碍改革的一个形象，因为玉华最终“告发”了谷中。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简单地去看，改革者 阻碍者的二元对立是叙述改革的文学的一个基本模式，但是在这个小说中叙述者和作者的道德立场始终都是游离不定的，一会儿是同情式的理解，一会儿是本能的排斥，没有落在哪一方，而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了组织。也就是说王安忆是带着迷茫超越了这个框架的，没有加入到“改革”的“合唱团”，这也可以从另一篇小说《尾声》中得到印证。《尾声》的人物设计基本上和《新来的教练》是一样的，团长老魏忠厚实在，面对新的形势力不从心，团里的经费花销成了头等大事，在金钱当道的社会里处处碰壁；副团长老宋则是一个比较新式的人物，他看得懂形势，爱走些旁门左道，但是能解决一些问题。按照习惯的逻辑，老宋应该是一个扮演拯救者角色的英雄，但是小说的结尾却以一个悲剧式的“历史误会”，混淆了改革者与保守者的区分，“咱们这个团的存在，本来就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所以，谁当团长，也许都挡不住要垮”。
改革的神圣性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为一种新的道德激情的想象性建立，因此，文学长廊里涌现了大批的“改革者”[6]。在改革中出现的“夫妻反目”、“道德滑坡”、“手足相残”都被处理成改革的必由之路，改革的阵痛，或者改革的“不和谐之音”。所以《鲁班的子孙》里的矛盾被这个叙述模式化解掉了，于是许多小说都表现出“结尾”的意识形态化，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最终化解，或者间接暗示未来的希望。但是，王安忆小说的结尾却把改革的神圣性消解掉了，“改革者”的命运被悬空搁置，“结尾”就是把整个故事的叙述打一个结，但是在打结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解结了。这是许多优秀小说的特点，许多疑问还在路上，“改革”到底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如何定位“打结”《长恨歌》出现，“改革”的草蛇灰线才算有一个结尾，许多读者不明白为什么要写第三章，王琦瑶风雨苍莽一路走来，怎么就在改革后的年代里匆匆被结束了生命。王安忆的回答是“如果没有第三章，就是通俗爱情小说”，可见她是着力写“改革”的，也表达了自己对改革的思考。
不能理解“文革”也就不能理解“改革”，当时有许多关于“文革”的小说、话剧、诗歌，有与主流叙述一致的，也有背离的，比如《重逢》[7]等，但是关于“文革”复杂内涵及其成因的讨论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流逝》呈现“文革”的方式也许可以回答王安忆为什么对“改革”的叙述会游离于当时的主流叙事之外。《流逝》讲述了欧阳端丽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她由张家少奶奶落入生活底层，成为张家主要的支撑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四处奔走，去寻觅一份她过去根本不屑一顾的最卑微的工作，从而担负起维持一个家庭的重任。“文革”结束后，她重新回到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中(一种闲适的少奶奶生活) ，但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回归却给她带来了新的困惑与烦恼。她苦苦思索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经历了一段思想的斗争后，她终于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与投身于创造性的社会劳动之间，做出了郑重的选择，并且从自食其力的生活中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这种生活远比她过去的享乐生活清苦，却使她的生活更充实。以这个角度去观察“文革”，就不再是仅仅表现“文革”的危害与疯狂，而是它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留存下的痕迹，“时间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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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应当使流逝的岁月留下些什么。”有些东西是变化的，有些则是顽固地保持着，或者说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同样写“文革”时期的小说《墙基》，叙述了两个弄堂里不同人群之间的隔膜与差异，墙基是一个象征物，十分明晰地凸现了隔绝主旨。四九九弄和五O一弄的人们因文化教养、身份地位相差悬殊而难以认同，历史机缘(“文革”) 使得理解首先在阿年和独醒两个孩子之间达成，心灵间的冰河融化，墙亦于无形中拆除。这场沟通继而波及两弄居民，傲慢与偏见被友好、平等替代，隔膜和仇恨为了解和尊重置换。然而，十年浩劫过后，畅流的心河却再度封冻，墙基“还在，横着，高出地面一二厘米，固执地沉默着”[8]。改革的神圣性的想象性建立是基于这样的集体共识“文革”是混乱、极权政治、理性丧失、生产破坏的年代，以上两篇小说里的“文革”并没有脱离大时代对它基本的定性与判断，它们的特异之处在于都是从日常生活里寻常百姓的感受出发去表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细微的情感波动，微妙的难以言说的忧伤惆怅是小说的主要立足点。
这两篇小说，就思想深度而言，《墙基》比《流逝》反映的问题要尖锐得多，虽然后者是年度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流逝》的获奖可能是因为它的结尾色彩比较明亮，张家少奶奶毕竟在历史流逝中获得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墙基》则比较灰暗，阶层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和解后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小说就是把现实的墙壁打破后，再赋予它寓言的外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扩大这篇小说的外延，两个弄堂可以扩大到城乡之间、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可以延伸到另外的小说里，那些削尖了头要改变自己身份的主人公(八十年代的刘以萍，九十年代的阿三等) 却永远不能在王安忆的小说里顺遂人愿。在美好的“人性”、“人道主义”的关怀成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中塑造人物形象主流价值标准的时候，阶级、身份差异曾像瘟疫一样使小说家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王安忆的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发廊情话》、《民工刘建华》等，却一直延续着这种对不同阶层的人的焦点式描写。她在描写许多下层女性时比较喜欢用一个词“乡气”，把一个人的品位、趣味、衣着、思维、文化教养甚至内心的一丝触动都考究地掂来量去，这当然有她说的“对象的审美性质决定了我写什么”的原因，那些“庸常之辈”或者市井女性都是她比较擅长的，阶层差异或者说某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也一直是她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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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身份是理解一个作家的必要前提，但是作家同时也是拒斥着他人对自己身份的固定化言说的，因为这里有符号化的危险，也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期的效果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与读者期待。王安忆也会拒绝别人把自己与上海都市、张氏传人、上海怀旧生硬联系起来，但是在另外的方面却不属于此例。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我恐怕就是共和国的产物，在个人的历史里面，无论是迁徙的状态、受教育的状态、写作的状态，都和共和国的历史有关系”[9]。这样大剌剌的态度，一方面是自信自得，另一方面是真诚，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是我们看世界的立足点，‘我’也是我们想象世界的立足点。小说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但它利用的是这个世界的相似性，这是通向人们的理解与同情的桥梁。所以，对这个世界认识的真实性就是我们创造的基础。而认识世界的主体——我，首先必须真实。”[10]王安忆并不讳言自己与共和国历史的紧密关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小说也是一种共和国文学，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经验在对她的小说的理解中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以“我”为想象世界的立足点，共和国历史中那些曾经恢弘一时的重要事件，在王安忆的小说里就不仅仅是背景，还是一种成长期的夯实的底子，仔细地洇染在一个“想象的世界”的结构中，而且因着“真实”的态度，这个“想象的世界”摆脱了“众生合唱”的诱惑，在喧嚣中保持着孤独的姿势。张旭东说“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产物，产物也就是成果，就能看到中国历史产生过什么东西，生长过什么东西，这特别重要。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对正当性是一个印证，正当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王安忆的小说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对共和国历史的审美化的形式处理不仅是内容主题上的，在对小说里具体时间空间的处理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二、历史时间与个人生活时间

亨利·詹姆斯说“小说乃是历史，这是唯一相当准确地反映着小说本质的定义”[11]时，他所强调的是对故事的一种叙述。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及其所负载的人性符码，又都是被规定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上，也就是说作家需要某种凭据来建构故事的情节。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小说都是遵循自然的时间观念，并且前瞻性地开拓了自己的空间，“我的写作是因循了我的自然的成长，这成长包括年龄、经历和经验”[12]。时间和空间既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人感知生命存在的秩序状态。小说是时间的容器，它能够物化时间、储存时间。王安忆是一位对时间和空间极为敏感的作家，她自己曾经说过“有时候我想描绘小说这东西的形状。它的时间状态是无疑的，就是讲述的过程，那么空间的状态呢 空间是个令人茫然的概念，它好像很难物化似的，而我知道，空间其实是无时不在的，它是时间的容器，我们存在的本身就证实并使用了它。”空间是融于时间的，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时间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有两个分区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关系勾勒了小说的时间轴心，进而影响了小说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体现了一位从共和国的历史中成长出来的作家的潜力与历史的印记。
一方面，历史时间是小说得以结构与谋篇布局的显在框架。一九七八年，理论界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两件大事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波及社会各个领域，“重新估价”、“重新命名”、再思考、再定位，是当时反响最为强烈的呼声。革命时期的叙述时间虽然失去了效力，但是它只是在内容上被颠倒了，形式上却延续了革命历史时间叙述。“雯雯”系列、《墙基》、《庸常之辈》、《本次列车终点》等都是以时代的主题作为展开情节动力的，这个特征是时代的共性。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时候，作家们都有对时代发言的冲动，而且也成为一种时代“意义”。另外，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与作家自然的成长时间相伴随的是历史时间的名誉不再，理想时代的失落，最为突出的是对历史时间之外的时间纬度的表现，日常生活里的个人时间开始在历史时间的框架里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墙基》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命是神秘的，而又是最实际的，生活在世界上，需要有最合理的形式、组织结构，从而才能生活得好。”作家把理解、同情和尊重转向对社会庸常之辈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评价，在对普通人生、日常生活的从容描述中，赋予庸常人生以一种人类普遍尊严和价值层面上的崇高感，从而补偿一种巨型崇高感的失落。《庸常之辈》、《野菊花》、《分母》等篇叙述的是里弄生产组、工厂间的俗男女、三流学校里被充作‘分母”的差等生。他们像星星点点开遍田野沟坎的野菊花一样众多，平凡到有些卑微，不经意间就会被忽视、被遗忘。但“尽管它多、它贱，它不起眼、不好看，可是细细打量，也是一朵完完整整的花”。而尊严“是这样重要，如果得不到，灵魂是多么痛苦”，它“本是每个人的权利，随生存而赋有的权利”。人在长期的被封闭、被禁锢乃至被愚化之后，外在压制力量消失或减弱，使得人之生命力、创造性即以不可遏抑之势喷薄而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崇仰，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即迅速蔚为风气。但是，王安忆小说里的“人”缺少这种耀眼的光芒，何芸、陈信，都是回城知青、里弄生产组工人，他们的生活沦陷在吃穿住行的战争中。何芸现在一心希望并全力以赴的，就是她的婚事，虽凡俗，但“婚事”作为一种目标，却闪耀着理想固有的那种庄重、神圣的光泽。这种追求与一种务实、积极的生存态度紧密相联，它带有社会基础的性质，况且“这种追求还超越了具体目标本身，它是作为一种人格宣言、价值确证来进行的。何芸所有的辛苦劳碌指向一场婚礼，又不仅仅是婚礼”。我们能感受到作者顽固地要赋予这些个人时间一种“意义”的决心，也就是隐藏在琐碎庸常的行为之后的人之价值与尊严。
王安忆早期小说一个重要建设性的功能就是呈现了个人时间里的历史时间，虽然宏大的历史时间受到了诸多质疑，但是，《雨，沙沙沙》里的雯雯对希望的不灭不绝“这只是自己一个美丽的幻想，而她却是怎样地信任这个幻想啊!”“假如没有它，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假如没有那些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梦想，对人与人友爱相帮的向往，生活又会成什么样”《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下乡十年，放弃了许多属于他的东西，唯一的奋斗目标是回上海，因为那里有许多美好的记忆在召唤他。而当他付出很多代价，历尽艰辛回来之后，现实生活又打破了他对上海留下的那“一片金色的回忆”，使他觉得回到上海是一个错误。他意识到，失去的永远失去了，而“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这是陈信经过十年的奋斗才悟出的人生真谛，同时也是王安忆对人生意义的新的理解。人应该找到一个更远更大的目标。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但有了这个目标，“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怅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当时的文学批评会把这样的“希望”当做年轻作家天真的歌唱，甚至有点幼稚病的意味，但是从信仰与虚无的中间位置来看，这些“信念”无疑是文学仓库中的一些宝贵颗粒。“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使得原来的信仰和理想化为虚无，青年们既不能回到没有“理想”以前的时代，也不能恢复到理想高蹈的年代，这个“信念”的坚持似乎是唯一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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