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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论张炜早期小说(1)(2)

2015-04-16 01:00 破坏自然生态的社会，张炜所要反对、所要谴责的是惟利是图的市侩哲学，以及在它支配下所衍生的对自然的掠夺性破坏。即使他从传统思想道德那里汲取了不少精神资源，但他对现实的批判仍然立足于当下，是对一切“伪现代”的揭穿和清理，这样一种正当的立场怎么能简单地说成是反现代的呢?所以，对张炜的道德关怀的任何探讨都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能在“现代—前现代”、“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二元框架里面作抽象的辨析。
还是回到张炜的创作。在其早期作品里，张炜热情地讴歌了芦青河两岸乡村的纯美人情，但我们是不是也能觉察到在他的歌声里隐隐流露了一丝忧
虑和不安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一潭清水》里，
徐宝册、老六哥这两个看瓜人和孤儿瓜魔本来关系
很融洽，瓜魔隔两天来一趟，帮着给瓜浇水、打冒
杈，还带来自己捉的小鱼，两位看瓜老人总是宽厚
地让他放开肚皮把西瓜吃个饱。在承包瓜田后，老
六哥对瓜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觉得瓜魔是
一个令人讨厌的不正经孩子，而真正的原因却无非
是嫌瓜魔太能吃西瓜了，他看着心疼得慌。老少三
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像一潭清水，而如今这一潭清水
却不再清澈了。是什么搅混了这“一潭清水”呢?
显然是人的利欲之心。原来瓜是生产队的，所以老
六哥不心疼，而承包后那一个个瓜可就等于是自己
口袋里的钱了，这时候老六哥可就舍不得了。老六
哥的反应自然也是正当的，以前受穷，现在眼看着
有致富的希望了，对寄托着自己希望的瓜当然就多
了一份珍惜。但从这前后变化中，我们又不难看出
个人利益原则伴随着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民心中渐渐
占据了上风，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并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重新衡量并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这种变化对原来相对简朴的人际关系以及道德伦理
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现
象开始冒头。为抢夺灌溉用水，黄鲶婆把分配给别
人烟田的水偷偷地引到自家烟田里(《女巫黄鲶婆
的故事》) ，颜凤启在发生水涝的时候把自家田里的
水排到别人的地里(《红麻》) ，这在以前是比较少
见的。当个体利益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
时，不仅是邻里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家庭内部的关
系也遭到破坏。《达达媳妇》里那位俊俏的弟媳会
为了一个小小的米斗或是一块瓷盘而与婆婆争吵，
把婆婆气得病倒在床。
农村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责任制的推行。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前的乡村也未必是民风淳朴的桃花源，而是同样存在损人利己甚至不惜残害别人的丑恶现象，这在同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伤痕文学”中都有大量的揭露。张炜自然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稍后的《秋天的愤怒》等作品(尤其是《古船》) 中，他把批判、反思的视角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责任制对个体利益原则的引入使农村社会的道德问题有扩散化、严重化的趋势。在集体化时代，普遍化的贫穷减少了因利益争夺而引发纠纷的可能性，农村社会中的道德危机主要是由一轮轮的政治运动所引发的，人们为求自保而不敢挺身而出、伸张正义，甚至不惜打击、陷害他人。这是迫于外部强大政治压力而导致的道德沦丧。在推行责任制后，农村中产生的矛盾、纠纷的国家政治色彩相对减弱了，它们通常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而且多半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一方面是农民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矛盾在日益利益化、日常生活化，另一方面是普通农民与乡村基层干部之间因资源分配而引起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化，这后一个方面所触及的其实已不单是道德问题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在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中，乡村权威向来有着极重要的位置。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村权威主要是依托于宗族的家族权威。到了20 世纪，随着国家政权力量进入乡村，国家权威日益强大。1949年以后逐渐推进农业合作化，直至建立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完成了国家对乡村的完全控制。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阶段，乡村权威是那些代表国家政权的基层干部[6]，尽管他们也常常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捞取个人好处，但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束缚，把公共政治权力转化为私有经济资源多半只能是隐蔽的。而在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随着农户私人利益的合法化，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胡作非为。
对实行责任制后乡村中出现的这种新的权力寻租现象，张炜一直很重视。《猎伴》里就已触及到分责任田的公平问题，在后来的《红麻》中这个问题被挑得更加明了，跟队长搞好关系的就能分到好地，关系疏远的老实人则吃亏。《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以及《泥土的声音》是揭露这一问题最有力的三篇作品。《秋天的愤怒》里面的肖万昌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有深度的人物，他自信、沉稳、冷静，留着令乡下人望而生畏的背头，而且梳理得一丝不乱，干净的衬衫下端利落地扎在灰色的裤子里，显得干练有生气。在乡村中他是那种一眼就可看出的与众不同的人物。肖万昌在村子里当了三十多年干部，与胡作非为的民兵连长勾结在一块，始终牢牢地把持着村子的权力，招工、分红、参军、出夫都由肖万昌一伙决定，甚至娶媳妇都得受他们干涉。在人民公社时代，权力还不能给肖万昌们带来太多的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村子本身穷，榨不出油水来，另一方面是集体所有制的体制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约束令他们无法明目张胆地侵吞集体资产。实行承包责任制终于让肖万昌们获得了捞一票的机会，用肖万昌的话说是为集体干了几十年，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着想了。他们明目张胆地以承包的形式把集体资产化为己有，集体办的工副业，如粉坊、果园、榨油厂等，都被肖万昌之流以极低的承包额抓在手中，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则完全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权益，不仅如此，甚至在化肥和灌溉用水的调配上，他们都要受制于肖万昌之流。在《秋天的愤怒》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如何冠冕堂皇地打着承包责任制的旗号，把集体资产据为己有的，这样的基层组织已完全蜕变成鱼肉乡里的利益集团。《秋天的思索》里面的王三江虽不如肖万昌那么沉稳、冷静，但他却将粗俗和狡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承包葡萄园的第一年，王三江不顾共同承包的三十六户的利益，自作主张地把收入的大部分上交集体，王三江藉此笼络了上级领导，从而得以长期霸占葡萄园的承包权。葡萄园年年丰收，王三江利用关系以次充好地卖了好价钱，三十六户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只能眼看着规模小得多的河西葡萄园的农户纷纷盖起了新屋，自己却还只能蜷缩在草窝窝里。他们明知自己的劳动所得是被王三江中饱私囊了，却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王三江来当承包领头人，就会碰上许多麻烦事，紧俏的农药会买不到，和酒厂、果品公司的关系就不会那么铁，卖不到那样的大价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王三江之所以能够横行无阻，是因为他有门路、有关系，而这些门路、关系是他当生产大队长时用集体资产铺出来的。虽然他已不再是大队长，但作为承包领头人，他仍可以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转变的另一种形式，政治权力先转变为社会资本，再转为经济资本，而经济资本又反过来更强化了权力和资本的拥有者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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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肖万昌、王三江之流的农村基层干部借着责任制的堂皇旗号，“名正言顺”地以权谋私，普通农民对责任制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在《泥土的声音》里，陆明的老家艾子口推行责任制遇到了阻力，县里派他来解决难题。陆明上任后，却意外地发现艾子口的责任制实际上搞得最早也最彻底。在全体社员会上，社员们先是举手表示赞成责任制，接着却又举手反对责任制。他们赞成责任制是因为以后不用再混在一起吃大锅饭，大家凭力气过日子，这公平! 但真实行责任制了，得好处的却还是那些干部，集体的资产被变卖了，村里的工副业也都被包给村干部的亲戚朋友了，工副业倒名正言顺地成了干部们的钱柜子! 一般庄稼人还是只能出苦力死抠责任田。像这样的责任制，他们又怎能不反对? 农民们希望按照公平的原则推行责任制，这要求并不算高，但以个体利益为驱动力的农村改革却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平的原则，无权无势的普通庄稼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揭露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这是张炜早期小说的一大贡献。当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还在讴歌农村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时，张炜却看到了这表面繁荣背后的危机。但我们也看到，张炜虽然不乏批判的锋芒，但他在骨子里却还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体制转变所引起的。农村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打破大锅饭，这实际上是要拆解原来以“社—队”为基本结构的利益共同体，以原子化的单干家庭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是传统小农经济的死灰复燃。中国小农经济的传统非常悠久，而且顽固。从50 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政权力量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其基础却并不牢固，分地单干的梦想在农民的心中始终没有彻底泯灭[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顺应农民的要求，大规模推行承包责任制，冀图通过利益刺激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制度大变革来得却不免仓猝了点，没有制定完整周密的配套制度，而且完全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强行搞一刀切，其结果是农村集体资产及相关资源被少数掌权者瓜分、霸占，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到剥夺。这决定了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不公平的，也为农村社会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在缺乏健全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人的私欲便会极度膨胀，手中握有权力资源的人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那些被严重不公所伤害的农民则会被逼迫着采用极端的手段来伺机报复。《秋天的愤怒》里的荒荒，就把对肖万昌的不满和仇恨发泄到了肖万昌的女婿李芒头上，砍掉了他责任田里的烟叶。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尤其是农村改革在起点上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农村社会的道德诚信，致使农村社会的道德水准逐渐下降。
要解决农村社会的“道德”危机，显然得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的建设，建立起公正的制度平台，使
每一个农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张炜对此似无充分的认识，或者在他看来制度建设仍然是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 总之，他最终还是转向了道德重建的路途。在《秋天的思考》、《秋天的愤怒》中，老得、李芒是依靠个人内心强大的道德感、正义感来与农村恶势力斗争的，尽管他们最后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这种斗争方式却不具备普遍的可操作性，因为它有待于具有强大人格力量的个体的出现，没有这样的个体，也就发动不起有效的斗争。可在农村中，像李芒、老得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依靠个体的道德正义感来进行斗争的思路在张炜以后的创作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古船》中，他把道德正义的思想资源延伸到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那里，在《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中，更是把资源的触角伸展到“民间”甚至家族血缘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炜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显得愈加执着，这与其说是他的思考变得更成熟了，倒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变得愈发严峻，迫使他不得不上下求索，冀望从各种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以实现其重建美好道德的宏愿。在此意义上，尽管张炜的理想主义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所开出的“道德”药方也决非什么对症的良药，但我们还是应看到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回应方式，其所拥有的批判力量是不容抹煞的。
迄今为止，人们对张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古船》及其后的一系列长篇作品。而我却更珍惜张炜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后来的长篇相比。这种偏爱并非因为张炜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更美好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社会，而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笔触描出了阳光下的阴影，并彰显了80 年代启蒙主义话语内部的思想短路。当“解放”的启蒙话语甚嚣尘上之时，鲜有人注意到这些“解放”所挟带的种种负面影响，以及给农村社会的未来发展所种下的祸根。在今天，中国农村已陷入到深重的危机之中，自然环境急剧恶化，道德水准也大幅下降，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将再一次陷入到寒冷、萧条之中。此时重读张炜的早期作品，怎能不令人在惊回首的同时感受到一种悲凉和沉痛呢?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注释：
[1]这类批评可参见：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2000 年第3 期; 陶东风《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原道》第三辑：刘圣红、黄崴《挽歌与乡愁——试论张炜的道德理想》，《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年第3 期。
[2]摩罗：《张炜：灵魂搏斗的抛物线》，收入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3]同上注。
[4]实行责任制后，中国农村水利设施被严重毁损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被沿渠农户挖得千疮百孔，致使原来好端端的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了小麦、玉米产区。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625 页。
[5]粮食的增产不能仅仅归功于制度的变革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70 年代的农田整治和水利建设，种子技术的进步，以及化肥的大量使用，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6]在社会主义时期，乡村中的家族权威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已遭到极大削弱，但国家权威与家族权威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权威需要借助家族权威的力量建立起来，并藉以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法规。在这些地方，上述两种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集这两种权威于一身的人物是乡村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古船》中的赵柄即是这样的人物，这也是他为何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始终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7]在承包责任制的滥觞地安徽省，早在1961 年就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责任田”制度，1962 年初因受到中央批评而停止。但在安徽的某些偏僻山村，“责任田”制度却一直被偷偷摸摸地保存了下来。参见《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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