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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越界跨国新解读(1)

2015-04-14 01:01

一、「越界跨国」的定义
我所要说的「越界跨国」，不单指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界限，也指跨越学科、文化、方法的、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突破传统中国文学的诠释典范去解读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种种跨越，为的就是要设法贴切的去解读鲁迅及其文学作品。
远在进入网络社会、知识整合时代，还没有为了因应转型为创新知识驱动型的全球化经济，欧洲与北美一流大学与学者，早已开始大力拆除大学院系与学科间的围墙。人才不设围墙，概念不设围墙，思维不设围墙，知识不设围墙。知识一旦不设围墙，知识的发现，知识的转移，知识的应用，不但能善用资源，集思广益，知识也成为实用性很强的文化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尤其美国，发展迅速蓬勃，就因为一大群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社会、历史、政治、哲学、西洋文学的学者，进入中文文学的领域，知识整合所带来的综合效应（synergies），使得中文文学具有国际的视野，走向多学科、多方法。1

二、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典范下的鲁迅
突破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现象的多元性的汉学（Sinology）传统，是许多海外学者探讨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传统汉学的强点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掌握普通学科的基础理论，通晓多种语言，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对西洋文学有深入的认识，能运用人文与社会学的治学方法。2 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无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在今天，也有其缺点，如研究者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法，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趣味。3 传统汉学比较忽略纯文学，尤其现代文学。但是把汉学治学的方法用来研究文学，其突破与创新是难于想象的。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美国学术界自二次大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对西方有所反应。4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释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5本文所讨论的鲁迅研究，都是在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或近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考典范下的产品。
在美国第一、二代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华人学者中，他们几乎是从别的学科转行过来的，而且经常往返于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之间。像周策纵为红学、古文字、古典文学、现代文化/文学研究大师，是最好的例子。他原是密芝根大学的政治系博士，成名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1960）为博士论文6 其改写与出版都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潮中进行，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精神。另一方面，区域研究思潮也使本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对权威的著作，成了东西方知识界认识现代新思想、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7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本书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资料，这是窄而深的史学专题（monograph）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另外不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之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8 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范。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鲁迅研究，以《五四运动史》这本书开始，具有象征的意义。
他最近的新书《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2006），也说明周教授是当今的把古文字的名物训诂，文字考释，历史语言学、社会科学、西方汉学、区域研究中的中国学转向全面用来做名物训诂，文字考释、文学经典考证的关键性大师。他认为我们知道除了对中国的古文字、历史文化、经典文献深厚的知识（这是目前东西方年轻学者的致命伤），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方法。他采用涵盖面很广的诠释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9
而对研究鲁迅有新见解的学者，也是如此。夏志清是耶鲁大学的英文系博士，以文本细读、比较文学大解读现代与古代小说。夏志清在1961 年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恐怕是最早以文学论文学，以「文学分析」（literary analysis）或称文本细读（scrutiny）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的鲁迅，广泛运用比较文学、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的文学分析法，因此发现鲁迅及其它被忽略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作品中的艺术结构.另外李维斯（Leavis）文学为人生各种现象象征的大传统理论也同时出现其论述的架构中，鲁迅及其同代人感时忧国，对社会关怀与人生的道德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夏志清独排当时左派神话鲁迅的论述，引起重读鲁迅及其它作家的学术风气与方法，影响一直到今天。10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李欧梵从台大到哈佛，读的是西方文学、国际关系及中国文化思想史，最后以思想文化研究给现代文学带来全新的诠释。11他的《鲁迅的遗产》(The Legacy of Lu Xun)12，《铁屋子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13,前者带引现代思想、政治、历史等十二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以跨学科的研究，从各个层面解剖鲁迅作品艺术与政治、思想的的意义，评估非神话鲁迅对文学与社会的影响。《铁屋子的声音》（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通过鲁迅内在的吊诡、矛盾、与绝望的黑色语言，对鲁迅的人生经验与作品细致的分析，对鲁迅小说现代性的技巧（technique of modernity）的论述，如个人抒情性(personal lyricism)与象征叙事（symbolic narrative）, 突破过去马克思与现实主义的思想性与政治性的阅读， 带动了去神话化鲁迅的人文工程。
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思想学者林毓生，带着《中国思想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1979）14的研究经验与视野，一旦进入鲁迅文学小说与文学作品中，发现鲁迅在理性与道德上，都有传统和反传统的不可调和的信念系统在互相冲突，正如文学作品所表现，彻底反传统的思想通常是意识的、显示的，传统思想通常是潜藏的意义、隐示的。从李文荪（Joseph Levenson）的中国知识分子由西方价值与民族传统造成分裂性的紧张15 到林毓生所建立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性紧张，无论理论如何形成，因新旧文化冲突，而形成鲁迅思想与人格上的紧张，对阅读鲁迅的散文与小说有绝对创新的视野。周昌龙曾运用这个理论来析读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呈现出许多复杂的，可以呐喊与彷徨两种精神为象征的内涵。16

三、东欧汉学的鲁迅研究
在东欧学者中，也多数是跨越本行学科，偶然走进来的局外人，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就是一个典范。他本来也是非文学的学者，原本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开始研究世界古代民族如拜占庭的历史文化。1928到1930年，他师从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汉学教授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 学汉语。1930 年，他获得查理大学历史专业文学博士学位，1932 年，捷克东方研究所派他到中国学习了三年，他在北京的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学的是经济历史，不是文学。17 但是最后他的鲁迅研究不但是东欧也是全世界欧最具独特成就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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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美学人注重文学作品内在语言艺术结构的作家的同时，在1960 年代开始，东欧以普实克为首的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注重研究革命文学的理论与历史发展，不像英美地区学者，只强调文学分析。普实克也进行文学分析，但不停止于分析，尝试向前探讨其文学源流的传统。他发现鲁迅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怀旧与抒情性，考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根源在更早期的中国古典文学里，不是英美很多学人所强调的全是受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上是相对于传统古典文言文的文学，但古典文学中诗词的抒情性与怀旧，影响了在现代小说抒情的情境，它不是来自西方现代文学，虽然相似，而是中国古典诗词主体性的表达，所以对普实克而言，鲁迅的《呐喊》、《彷徨》中的〈故乡〉，甚至更早的〈怀旧〉都是结合文学、历史、社会情怀的抒情史诗。
怀旧与抒情性乃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基本精神，因此这代表拥抱传统的倾向，由于这种精神，鲁迅不像表面的观察所见，他的作品不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写实主义传统，而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文明受到破坏后，欧洲现代文学所表现出的抒情传统，鲁迅拥抱中国古典文学中怀旧与抒情性，因为中国发现西方的新价值，但中国社会人群人困在黑暗绝望中，无能走向光明，再回头中国传统的乡土人情和宁静的生活又消失了18。这种论述与上面提到美国的林毓生的看法，因新旧文化冲突，形成鲁迅思想与人格上的分裂性紧张思相符合的19，而且与本文后面会提到的更早的竹内好与夏济安的黑暗面形成一个理论系统。
1960 到1970年代欧洲的共产国家的鲁迅研究方向有共同的方向，如俄国学者谢曼诺夫（V.I Semanov）的《鲁迅和他的前驱》20也是建构研究鲁迅时向内往前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典范。他探索鲁迅的小说叙事技巧与其它结构的形成，发现清代末年谴责小说的作者，是鲁迅小说的前驱。谢曼诺夫的学术研究以清代章回小说开始，后来才跨入鲁迅研究领域，因此才能看见思想反传统，小说形式西化的鲁迅小说，是在传统小说里寻找他的小说模板。这种特别的眼光，有深度的为鲁迅小说解读，也更准确的给鲁迅定位。

四、科际研究的鲁迅

前面说过，中国研究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21这种趋势一直发展到今天，不少原来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进入这一研究区域，主要是受学科与学科间的科际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之学术风尚之影响。这些学者将文学与人类生活上如哲学思想、宗教、历史、政治、文化衔接起来，给我们带来广面性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认识古今文学，使文学研究不再是片断和孤立的学问，甚至可以将研究中的真知灼见和结果，文学与非文学的学科互相运用。
由李欧梵编，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鲁迅及其遗产》(The Legacy of Lu Xun)，22 所收集的文章都很专门，所有十一位作者中，竟有六位原来不是专攻纯文学的学者：
1. 李欧梵：台大外文系毕业，先到芝加哥读国际关系，后来转哈佛大学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得硕士及博士学位。
2. 林毓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
3. 亨特（Theodore Huters）:史丹福大学政治系博士。
4. 何大卫（David Holm）：耶鲁大学东南亚及苏联史博士。
5. 戈曼（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远东史博士。
6. 爱博（Irene Eber）：克尔蒙学院亚洲研究（思想史）博士。
我在上面说过，李欧梵自己所走的学历道路，从外文系到国际关系，再从近代思想史到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正代表跨越科系的学术发展趋势。他的着作《浪漫的一代》、《铁屋子的声音：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是文学、社会、文化和思想史，代表了多元文化跨领域的研究方向。他主编的《鲁迅及其遗产》更集合了一批学术背景与他相似的学者而写的一部多种途径、多种观点，探讨鲁迅的著作。林毓生的论文〈理知的道德与政治的不道德：论知识分子鲁迅〉（The Morality of Mind and Immorality of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Lu Xun, the Intellectual）23，论证鲁迅对政治的悲观绝望，但他始终维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高道义与前卫思想.他参加左翼联盟是道义行为，当那暗藏的政治黑手暴露后，他拿出勇气，抗拒政治垄断。儒家把政治道德化，法家把政治弄成不道德的东西，鲁迅虽然彻底反传统，他接受这种传统政治观。他左倾，那是道德的行动，当他的声望与作品被政治人士利用与操纵，他认为那是不道德的政治。在极端神化鲁迅的时代，这种冷静客观的分析及其史实的考证，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林毓生对现代中西方意识形态有专门的研究，他研究鲁迅的文章，24 帮忙我们认识到鲁迅固然用整体主义的方式来反传统，把传统划为单一体，必须将它打倒，但在许多层面，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因而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他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乃有很强的正面联系。另一方面，鲁迅思想资源很复杂，但他善于使用丰富的思想资源，并没有被资源劳役。如他的思想有很多存在主义的因素，但不能用存在主义来理解他，更不能从他在意识形态层次上攻击传统的做法来理解他。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林毓生鲁迅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探讨这个矛盾的意义。在中国大陆的鲁迅论述中，以前很多学者，即使现在还是不少没有看见或故意看不见。所以林毓生说：「他的深刻性在于它体会了整个文化解体后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这些矛盾代表了时代精神，而他是这个时代的巨人」25
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突破传统国文学的诠释典范去解读鲁迅及其文学作品。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带来惊人的透视力，我的范列就是对鲁迅弃医从文的考古新发现。我曾写过〈回到仙台医专，重新解剖一个中国医生的死亡：周树人变成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见解〉与〈从周树人仙台学医经验解读鲁迅的小说：重新解剖周树人仙台经验的小说〉26，因此下面仅作简单的概述。
1994 年9 月6 日至9 日，日本仙台东北大学的语言与文化学院以小田基与阿部兼也二教授为首，主办了「鲁迅留学仙台9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与文化研讨会」。会场设立在东北大学医学院（前身即仙台医专），集合了仙台东北大学教职员与当地文化界，各国文学、社会学、医学学者重新解剖周树人仙台经验，理解他弃医从文，变成作家鲁迅的重要原因，把鲁迅弃医从文背后隐藏着的奥秘揭开。仙台东北大学教职员、当地文化人士与学者，考古似的分析大学附近的环境，强调当时仙台是一个军国主义思想很强烈的城市，藤野「过于热心」修改解剖学笔记，引起鲁迅的反感与消极的影响。检查鲁迅的成绩单，发现分数算错，匿名信告发考试作弊，纯是因为当时大日本主义者不相信中国人的能力的污蔑与猜忌，因为藤野所教的解剖学是七科中唯一不及格的，鲁迅只得59.3 分。仙台的军国主义社会环境强化他对中国的危机感的认识。不如过去学者，单靠《呐喊》的〈自序〉及〈藤野先生〉几篇文章的文学印象，把幻灯事件简化成是唯一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学排名
其实藤野「过于热心」修改解剖学笔记，引起鲁迅的反感与消极的影响。过去由于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表示对他一年级解剖老师的尊敬，因为在军国主义与种族歧视的环境中，藤野是唯一例外，自动提出要帮忙鲁迅修改解剖学笔记，因为怕他没能力做笔记，因此遭来同学之猜忌，甚至造谣说藤野在他笔记中做了暗号，故意泄露考题。从这篇文字开始，中日学者便大做文章，把他们二人的关系加以神话化。最后藤野不但是鲁迅在医专的守护神，鲁迅现代学术思想之形成之导师，甚至成为中日关系友好的象征性人物。
可是至今没有人详细检查过藤野修改过的鲁迅解剖学笔记（鲁迅说失落了，后来1951 年才找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现任仙台附近的福井县立大学看护短期大学泉彪之助医学教授，在1993及1994两次详阅这本笔记，这次在研究会中把他的调查报告《藤野教授与鲁迅的医学笔记》发表了。他不但汇报了真实的内容，而且坦白大胆的发表他的看法。泉彪之助先生说，藤野的修改加笔处，有时几乎满满一页，他说：「从藤野的修改加笔之中，或许会产生鲁迅的医学笔记错误很多的感觉。」其实对一个医科一年级，日语只学了二年的学生来说，「笔记的内容似乎还是很正确的」，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没有改动的必要。〈藤野先生〉文中所说：「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这句话，泉先生说是鲁迅表示有所不满而说的。藤野很多批语，泉先生与他的医学教授同事讨论，都觉得矫枉过正，甚至不正确的。
所以泉先生十分惊讶的：「在调查鲁迅的笔记以前，我从未认为藤野严九郎用红笔修改的鲁迅的笔记一定会对鲁迅产生什么消极的影响，然而，看了藤野所修改的鲁迅笔记后，我不禁想到修改加笔之处常常过多，是否偶尔也会引起鲁迅的反感呢？」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也是第一年唯一属于医学的科目，鲁迅竟不及格（59.3分），偏偏又是藤野的课（其实与敷波合教），对鲁迅的信心是一大打击！泉彪之助责藤野「过于热心修改」，那是含蓄客气的话，我总觉得他有大日本主义的心态，要不然怎么许多像「这里的错误很多」的批语，泉先生及其医生同事都说「不正确」？
当时日本人对鲁迅的偏见很多。渡边襄教授小心检查现存当年周树人的成绩记录表，一年级的「学年评点表」中，居然有二个错误：生理学应是65 分（60＋70÷2＝65），不是63.3分。七科成绩总平均应是65.8分（458.6÷7＝65.8），不是65.5分。另外在「第一年学年试验成绩表」上伦理学等级为丙，这是错误的，应是乙等，因为在「评点表」上伦理学得83分。27这么简单的数学，怎么竟犯了三个错误？身为仙台市居民及鲁迅仙台留学记录调查委员会的重要委员渡边襄不禁感叹：28
但我认为，此事至少对鲁迅来说是件极为不快的事。尽管在试题泄漏一事上遭到了同学们的偏见和中伤，但及格完全是依靠鲁迅自身实力的。少计了考试成绩也不给予纠正，鲁迅对医专和教官到底怎么看的呢？
上述的仙台经验，不但是导致周树人变成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而且也构成以后鲁迅文学创作中，特别他的小说的重要艺术与思想结构。29

五、海外华人研究的鲁迅：边缘还是中心？
王赓武是历史家，尤其海外华人研究。王赓武的〈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Lu Xun, Lim Boon Keng and Confucianism”）30 。他有历史家的冷静，远离当时政治意识斗争，从海外华人文化来看鲁迅与林文庆的冲突，他难于理解两位具有现代文化与科技背景的人的不和谐。鲁迅土生土长，反对传统，从内追求西方现代性；林文庆在殖民地生长与受教育，企图以西方科技结合传统文化，两人都努力建立现代中国。但两个背景回异的人无法对话，因为他们之间因别人的流言而还存在许多障碍：如鲁迅误会林文庆尊孔、瞧不起没有文化深度而有钱的海外华侨的心态，而林文庆拥有的西方优越感，作为厦门大学校长需要用英语讲演，尤其在1926-1927年，难于被中国人接受。绍兴话与英语的这一场对话注定完全失败。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过去中国国内都过度简单的诠释为反传统的鲁迅攻击林文庆尊孔的事件。史学家以不涉及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所以王赓武敢指出，过去中国学者不敢说的事实：鲁迅多少具有中国文人瞧不起海外华侨有钱而没有中国文化的心态：
回顾起来，似乎鲁迅也没有脱离开中国文人学士历来的成见，瞧不起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富人，认为它是利用金钱为自己树碑立传。对于林文庆这样的人，生在英国殖民地，受的是西方教育，还在渴望学习中国的东西，要同中国认同，不管是何用意，对此他肯定没有好感。在鲁迅看来，显然这位中国的「局外人」，对经书不过是一知半解却在那里指手划脚，较重年轻人。31
我在〈林文庆与鲁迅/马华作家与郁达夫冲突的多元解读：谁是中心谁是边缘？〉一文中，也尝试从新马华人与中国人，中心与边缘的角度来思考鲁迅与东南亚的华人文化对话。32 在1926年，寻求西方科技与华族文化结合的新马华人林文庆与追求现代性、反旧传统的中国作家鲁迅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冲突。原因是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时，聘请鲁迅担任国学研究所的教授，鲁迅有所不满，只做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就辞职了。多数学者过于简单的解读为，那是鲁迅反林文庆尊孔的事件，代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33
以前我们称他们之间发生为「冲突」，「对」与「不对」来解读，那是单元的思考，那是中国从文化思考中心或本土中心单元的解释模式的话语。在今天多元文化，多元思考的后现代后结构时代，我们应该把冲突解构，改称为「对话」，也需要重新思考与解读。从这二宗中国与马华文化/文学的争论中，可释放出许多有关中国与马华文化/文学有关中心与边缘的新意义。
中国人与海外华人，谁是中国文化中心谁是边缘？林文庆与鲁迅这两位医生分别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英殖民地的马来亚权政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知识份子，同是被权力与中心文化霸权放逐的人，他们都是边缘人。对林文庆来说，他前往中国厦门出任夏大校长时，更是在边缘之边缘。鲁迅被自我放逐到中国政治文化的边陲地带厦门，具有文人古代被贬放南方的落魄情怀。同是身为边缘思考的人，他们又怎么会冲突呢？另外因为林文庆自小接受英国教育，深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化的气魄与眼光所影响，有胆识、有领导改革的才华，年轻时就被英国接受，肯定为优秀的英国海外子民。对民族主义思想日愈强大、本土化的中国人来说，林文庆的背景甚至被误看成是殖民者的代言人。鲁迅土生土长，追求现代性，以五四反传统的革命精神出发，追求现代性，他的革命容纳不了传统。遇见「尊孔」、讲英文的殖民主义的强人、上流社会的校长，自己更感边缘化，更把对方看成中心。因此「尊孔」，假想的敌人（旧社会，加上殖民主义代言人）妨碍了对话。他们的不和，主要是当时单元的政治文化论述所造成。学者总是把他们看作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对立的冲突。34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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