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厅到战场—论丁西林的抗战喜剧(1)(2)

　　丁西林通过剧中两个互补的主题(motifs)——王老虎的脚镣和华华的斧头——来促进婚姻话语的发展，这在整部戏中一再出现。第二幕中，王老虎在茶棚里被赵队长俘虏时，华华开始跟王老虎谈话，并说她愿意给他一个“小孩子的玩具”——一把“抵抗土匪”用的斧头：

　　王老虎: 一把斧头，抵抗土匪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的。

　　华华: 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头。它有时非常的有用。 比方说，一个人脚上的铁链，它只要三下两下，就可以敲断。

　　在此，就像王老虎对学生新兵发言一样，议题从军事忽然转到婚事。当华华确定王已有办法逃走之后，又问他：

　　华华: (想了一想之后)你有多少太太?——一喔，对不起，我太无礼了。象你这样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几个太太的。我要问的是你有一个太太没有?

　　王老虎： 我有一个太太。昨天刚刚结婚，明天就要离婚。

　　华华： 你的这位太太怎么这样的命苦，这样的没有福气啊!

　　王老虎： 你要不要见见她?我这位太太，她和你的那位朋友—刚才在这里玩牌的那位太太一样，一天到晚不肯让她的丈夫离开她一步的。 ——一诺，现在我介绍你见见我的太太。(说着，他抬起了脚，举起脚上的铁镣)这是我的太太!

　　华华： 岂有此理!

　　王老虎： 你以为一个太太比一副脚镣好一点吗?你不要生气，我不是反对女人，我是反对结婚。一个人一结了婚，他的自由就没有了，女人和男人一样。

　　第三幕一开始，刚刚逃走的王老虎手里拿着铁链，走上舞台，开始收缴俘虏的奢侈品和军械时，华华再次主动提供自己的斧头：

　　华华： 王寨主，我很惭愧，我没有东西可以捐助。你如果不嫌弃，我原意把我的斧头送给山寨，可惜一把斧头不能算做军械。

　　王老虎： 华小姐，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头。它虽然不是一件军械，有时是可以非常有用的。

　　华华： 谢谢你。你既这样说，我希望你回去之后，你做一个玻璃柜子，把我的斧头，和你的太太，一齐陈列在柜子里面，做一个纪念。

　　可见，丁西林以多种巧妙的方式运用这两个主题：华华的斧头原来是用来处理王老虎脚上铁链的工具，但是当婚姻议题出现时，铁链本身就添加了一层比喻性的意味，后来监禁和解放两个比喻合在一起，暗示华华和王老虎将在剧终结婚。再者，如果回想第一幕，王老虎不愿意让华华帮他敲断脚链，就等于说他其实宁愿接受婚姻甜蜜的痛苦。两个象征性物体后来还有几次出现，譬如第三幕结束时，全体人物正在准备上妙峰山，落在最后的华华看见王老虎放在桌上的铁镣，就把它捡起来，又说起了反话：“你看，一个男人多粗心，一有了紧急的事，就连太太都不要了。” 到全剧的尾声，华华和王老虎果然要结婚了，丁西林写：“新娘头戴花冠，身披白纱，颈上戴了一面轻巧的方枷。新郎著军服，脚上著长筒马靴，腿上高高地戴了一副美丽的脚镣。”

　　这些主题有助于释放出剧中最吸引人的喜剧魅力：充满活力又爱说话的华华，追求誓愿终生单身的王老虎。除了期待剧末喜剧性的婚礼以外，我们也喜欢看华华那不可抑制又使人喜爱的外向性格，压倒了王老虎的权威。华华不仅是王老虎的肉票而已，原来她是“国立景山大学”的毕业生，而王老虎也曾经在景山大学当过教授(后来改行，因为当教授“远不如做一个土匪”)，所以我们看到老师绑学生票的荒谬现象。华华虽然赞美王老虎做抗战英雄，但她并不遵从他的权威，而且一再地提出建议或者任意做出各种更改，譬如未得允许就主动去重新整理他办公室里的陈设。全剧最后一幕，她答应学生代表取消“土匪入伍考试”的布告，事后才通知王老虎：

　　华华: 他们说，只要我答应了，你就可以答应。

　　王老虎: (动了火)什么?只要你答应了，我就可以答应?只要你答应了!你是山寨的什么人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华华: 不知道。你说吧。

　　王老虎: 你是我的一个俘虏!

　　华华: 太文雅了。

　　王老虎: 你是我山寨里的一个肉票!

　　华华: 你只说准了一半。我承认我是你们的一个肉票，同时你也得承认我是你的一个朋友。合在一起，我是王家寨的一个“票友”!

　　太太支配丈夫这一主旋律，也通过两对配角开发出另外一个面向。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对是郭士宏，一位典型的既容易屈服又怕老婆的丈夫，和他自私且专横的太太谷师芝。另外一对则是发了战争财的司机阿祥，和他全身饰以珠宝、挥金如土的新娘小平果。这两对夫妻的状况，各自说明了一种男士不知不觉面临的婚姻陷阱，单身的华华则得以从旁观察他们这出好戏。

　　华华与王老虎谈恋爱的同时，除了恋爱与婚姻论述以外，剧中人物一再地发挥爱国热情，也构成另一条平行的论述。华华跟丁西林早期话剧里的主人公一样机智雄辩，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不动摇的爱国分子。华华还未见到王老虎的时候，她就说他是抗战英雄。她一听到王老虎的部下被捕获，她立刻在众人面前宣称这个俘虏不是 “土匪”，因为他跟日本人打仗。相反地，我们也看到眼界狭窄的谷师芝一听到同样的消息就说道：“王老虎也许很爱国，也许很勇敢，不过土匪究竟还是一个土匪。”

　　除了只管私利不顾公利的谷师芝以外，全剧中只有一位有害于抗战事业的人物：王老虎的部下杨参谋。杨氏因为看到华华跟“王主帅”的关系很好，怕“他们一结婚之后，这轰轰烈烈的王家寨的事业，就立刻落到一个女人的手里，” 因此打算枪杀华华，然后自杀。一方面，杨参谋对婚姻抱持一个典型的旧式观念，怕“女人干涉到丈夫的事业，”另一方面，他对长官的愚忠，也是一个爱国的极端论者。王老虎的另外一个部下，陈秘书，劝他放弃“理想家”的态度，转为“实际家”的态度，但是杨参谋不肯或者不能改正他双重的僵化观念。最后，为了保全本剧的“抗战”和“喜剧”精神，丁西林让杨参谋和谷师芝下妙峰山，把两位消极分子赶出这个喜剧世界。

　　跟当时民国政府的实际表现相比，这个喜剧世界可以说又是批判又是理想的实现。王老虎是一个理想的领导：爱国、勇敢、公平、善于用兵、长于治理。丁西林特别标举王老虎偷军械时，情愿被捕，不愿杀中国人而自我牺牲的情操，与国军把王老虎当作土匪的短浅见识，作了强烈的对比。最直接的批评是第一幕里，阿祥跟华华在讨论王老虎要被枪毙的事情：

　　华华： 司机，我想一定不会的，你不用替他担心。你想，如果一个人抗战，我们把他枪毙，这不是帮我们的敌人的忙吗?

　　阿祥： 小姐，你也是这么说?可是军队里的事情难说得很。他们打起仗来很凶，他们做起事来有时候也糊涂得厉害。说不定碰到了一个糊涂家伙...

　　丁西林写作这个剧本的时代背景是，国军抵抗日本人，同时也跟共产党作战，丁西林一再地在剧中提出中国人不应该杀其他的中国人。但是这毕竟是个喜剧，何况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下出版的，所以对国民党的批评没有那么严格。例如剧中的赵队长不仅对他的俘虏表示客气和有人情味，而且在大家被俘虏后，表示愿意加入王老虎的队伍。甚至，全剧最后一幕，华华与学生新兵加入王老虎的部队时，都大声呼喊“爱护中华民国!”

　　《妙峰山》是丁西林最长的话剧，在某些方面，持续鼓吹爱国的声音，使它显得有些冗长。幸好，丁西林通过这种轻松的喜剧形式，成功地把他调和于文字游戏和对世俗的幽默评论。丁西林剧中惯有的恋爱与婚姻两个主题再度复兴起来，回到了他最熟悉最精通的领域。因此，虽然《妙峰山》没有丁西林早期的独幕剧那么紧密，但是对于爱国议题的谈论，并不会淹没《妙峰山》的喜剧性，尤其因为华华持续不变的积极和快活，缓和了一切严肃的精神。

　　六、结语

　　写成于混乱的抗日战争年间的《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以及《妙峰山》，都以抗战中国为故事背景，都强调战争环境中，人们流亡与移动是必然的生存方式。丁西林剧中的主人公都处在流动的状态中，有的住在临时住处，有的参加抗争民团的部队，有的准备离开已经不能继续居住的家庭。《三块钱国币》里的冲突，是在李嫂、吴太太和杨长雄都强迫性的移居到一起的先决条件下发生的。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里，一位留英回来的青年，发现上海已经变成了一场道德战场，他和志同道合的家人不久就明白，要把家园赢回来，就得先离开家，以退为进。《妙峰山》则把战时难民带到一块充满喜剧性的和谐绿洲。在这个得到蔡元培理想启发的乌托邦社会里，爱情与爱国在愉快的气氛里被颂扬，并结为一体。

　　多数的战时喜剧，如陈白尘《乱世男女》(1939)、老舍《面子问题》(1941)，以及杨绛《称心如意》(1943)等，具有浓厚的讽刺气氛，丁西林在此三剧中却不然。他主要的目的并非把夸张而可恶的人物提供给观众嘲笑，反而是描述积极榜样怎么样去面对或者克服战争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我们不妨再提出我们当初的疑问：如果要谈到「抗战喜剧」的条件，我们很容易看到几个表面的性质，譬如以爱国为主题、原版标识为喜剧、写于抗战期间、以抗战为背景;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

　　由于其别出心裁的口辩和出人意料的结局，包括最后的警句，《三块钱国币》的喜剧风格，大体上可以说，继承了丁西林的早期独幕话剧的精细及喜剧，击中“笑”害。不过，战时难民过的不稳定生活使得独幕风俗喜剧模式更为复杂，丁西林添加了深层的寓意，以及他所创造出的暧昧结局，进一步挑战观众，要观众自己去理解：「笑」可能不足以解决战时社会的不良权力结构等问题。《三块钱国币》是一出不提供全面胜利的抗战喜剧，他所指出的是，在乱世的环境里，空有言辞和道德理想是不足以战胜对方的，还需要非常的行动。

　　在《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里，爱国话语多到淹没了剧中少数的笑话，因此按照“好笑”的条件，该剧不能算是喜剧，它里面大量的乐观主义不免有一点勉强，反而减少了宣传效果。即使，我们最后发现，既是剧名又是剧终耐人寻味的妙句“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但也只是时间无限的延伸，讽意多，喜悦少，因此不能抢救这出严肃的战时话剧的「喜剧性」。

　　刘绍铭批评“有了《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丁西林会被归为爱国者;有了《一只马蜂》和《北京的空气》，他会被归为艺术家”， 好像言过其实，因为丁西林写《妙峰山》似乎成功地回避了迫使许多作家“哭丧着脸”的战时“礼节”。丁西林把他熟悉的恋爱与婚姻等社会议题导入剧中， 糅合出一种奇特有趣的综合产品。在这样的糅合里，人物“要作战，也要做爱”，既直接赞颂抗战英雄，又使用脚链、斧头等象征性的主题，甚至口是心非的对话，对恋爱世俗表示玩票的态度，在艰辛抗战的岁月里，融爱情与爱国于一体。当然，这样的糅合不容易达到完美，虽然剧中的气氛一直是乐观的，但是人物在谈论爱国议题时，喜剧成分明显地减少。幸好，由于这些谈论之间能够有足够的荒谬情境、机智与周旋，以及巧妙的修辞相互交替着，《妙峰山》因此从头到尾维持一种供人娱乐的气氛。为了平衡教条解说与喜剧迂回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语言模式，丁西林创造了一种杂糅的语言，并建立起一种新的中国抗战喜剧形式。

参考文献:

　　参见：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年。

　　中国传统戏剧通常有歌唱，与“话剧”不同。

　　关于1915-1923年间王尔德话剧的中译版，参见：乐黛云：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Overseas Lectures by Yue Daiyu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94。该书中文译名为《比较文学与中国：乐黛云海外演讲录》。

　　Weinstein, John Benjamin (吴文思). Directing Laughter: Modes of Modern Chinese Comedy, 1907-199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页95。

　　丁西林，〈《孟丽君》前言〉(原载《剧本》1961年7、8月合刊号);和李健吾，〈读《三块钱国币》〉(原载《文学知识》1959年12期)，两篇都收入孙庆升(编)，《丁西林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页68、197。(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 (乙种)。)

　　鲁迅，〈从幽默到正经〉，《伪自由书》，页49，收入《鲁迅全集》，卷6，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年。(写于1933年3月2日。)

　　魯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南腔北调集》，页160，收入《鲁迅全集》，卷6，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89年。(写于1933年8月23日。)

　　“Salon”即“客厅”。《丁西林研究资料》，页142，“Society”(社会)错拼为“Sociaty”。

　　袁牧之，〈中国剧作家极其作品〉(节录)，收入《丁西林研究资料》，页142-143。(原载《戏》：1933年9月15日创刊号。)

　　参见：Gunn, Jr., Edward M.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年.

　　丁西林的传记资料来源：孙庆升，〈丁西林传略〉，收入《丁西林研究资料》，页3-17，以及丁克刚，〈丁西林先生的微笑—忆独幕剧《三块钱国币》的创作经过〉(写于1979年)，收入《丁西林研究资料》，页44-46。民国时期，丁西林的剧本被选作中国语文教材，赵景深曾把《压迫》收入他编的《初中混合国语教科书》，见：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页47。又1937年，附有注释的《一只马蜂》中日对照版在东京出版，1941年再版，1942年三版，见：《一只马蜂》，第二版，內藤堯佳譯注，收入《支那語文庫》，东京：外语学院出版部，1941年。

　　丁西林的儿子丁克刚以后写过，《三块钱国币》的剧情背景很像他把研究设施搬到昆明以后临时住的四合院，花瓶的来源是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丁西林在四合院里听到了两只花瓶碎地的声音。(参见：丁克刚 1979年，收入孙庆升 1986年，页44。)

　　杨氏对吴太太说“我们都是穷人，不错，不过穷人也有穷人的等级。一个用得起娘姨服侍的太太，如果穷的话，是一个高级的穷人;一个服侍太太的娘姨，是一个低级的穷人;象我这样一个扫地抹桌子要自己动手的穷学生，是一个中级的穷人。”参见：丁西林，《丁西林劇作全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页115。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15。

　　Weinstein 2002年，页100。

　　丁西林在正文前面的人物介绍里，故意把每个角色跟一种战时的典型人物对立。丁西林是昂利•柏格森 (Bergson, Henri)《笑—论滑稽的意义》里所描述的那种喜剧艺术家，他的分类法像一位博物学家一样，为了给某一种类属的生物下定义，“把这一类属的生物一一列举，然后对它的主要品种进行描述。”(参见：昂利•柏格森著，徐继曾译，《笑—论滑稽的意义》，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页105)。但是丁西林的分类法是否定的，譬如他说吴太太是“抗战时间，西南某一省城的热闹街上所看到、听到、碰到的无数外省人之一，擅长口角，说得出，做得出。如果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辱是一条公例，她是一个例外。”最后一句的西式语法和转弯的逻辑，最使人瞩目。关于杨长雄的介绍，再用一模一样的写法，令读者更莫名其妙。不过，这个模式这样设定以后，下面几次使用这个模式时，丁西林都加以游戏式的改动：成众“好象是一个例外” 、李嫂“确实是一个例外” 、警察则“不是一个例外”(《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11-112)。从一个唯美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描写可以说显现出作者的一种额外的审美感，在告诉读者各个人物的个性的同时，也让他享受一种颠倒读者期望的文字游戏。

　　《丁西林研究资料》，页114。

　　许之乔，〈丁西林剧作试论〉，收入孙庆升 1986年，页155。

　　Weinstein 2002年，页99。丁西林1985年，页120。

　　Lau, Joseph S.M. (刘绍铭)，“Oppression as a Situational Comedy: A Note on the Stagecraft of Ting Hsi-lin.”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6年，页115。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27。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64。

　　刘绍铭1976年，页115。

　　许之乔 1941年，收入孙庆升 1986年，页156。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59、131。

　　“要做爱，不要作战”(“Make love, not war”) 是美国1960年代嬉皮士的反战口号。笔者感谢王德威提出这句妙语。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97-300、303-304。

　　张健，〈重读丁西林：对于丁西林喜剧的再探讨〉，《戏剧》杂志，第3期，1999年，页20-21。

　　《妙峰山》1941年版本第三幕中，一段王老虎和Miss杜的对话更清楚地表明蔡元培的理想社会与王家寨的关系。不知为什么，1985年的版本去掉了这段对话。参见许之乔，〈丁西林剧作试论〉，收入《丁西林研究资料》，页160-61。(原载《文艺生活》1942年6月第2卷第4期。)

　　张健 1999年，页22。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90-91。

　　参见：Todorov, Tzvetan.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年。

　　张健 1999年，页30。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16。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20。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55-256。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62。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97。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85。“票友”原指业余的京剧演员。丁西林使用这一有戏剧含义的词汇，仿佛在强调人物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角色，并且对谈恋爱一事抱持一种玩票的态度。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89。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72。

　　《丁西林剧作全集》，页189。

　　刘绍铭 1976年，页116。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较少谈到《妙峰山》呈现的第三条议题主线：青年学生。如第一、三幕中，丁西林如何把学生代表描述成热烈爱国分子 (此一主题跟《三块钱国币》与《等太太回来的时候》是一致的)、第二幕中，王老虎如何讲述当教授的烦恼，以及第四幕中，华华要求王老虎取消土匪入伍考试(《丁西林剧作全集》，页223、2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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