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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线上生死劫（下）(1)

2015-05-10 01:07     凌晨1点。他们因为抢救机械耽搁了撤离的时间，被洪水团团包围。对讲机信号全无，他们在一片汪洋中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两名失踪战士!”
    消息传到北京后，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政委徐永清立即作出重要批示，交通指挥部的将军们也下达了紧急营救命令。
    易贡抢险指挥部，12套营救方案很快就产生了。部队和地方的十几个小分队出发了，开始了长达三天三夜的高原大营救。
    孤寂的山顶上，长夜漫漫，寒气浸骨，雨越下越大。白天的高原闷热难忍，夜晚的高原却奇冷无比。两个战士在一棵树下背靠背坐着，以此取暖。但被雨水浇透了的冰冷的迷彩服紧裹着他们的身躯，仍然使得他们瑟瑟发抖。他们相互鼓励着：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等到天亮了就好了。可是天亮了，他们发现四周一片茫茫，脚下的山顶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岛，他们看不见猎猎的军旗，看不见身着橄榄绿的战友。他们迷失了方向，毫无目的地轮流向四周喊话。他们喊呀喊，喊破了嗓子，也没有得到一声回音，只有洪水的咆哮声和不知名的鸟儿惊慌的鸣叫声。他们怀疑自己被洪水冲到了另一个世界。
    雨过天晴，是毒蚊子和蚂蟥最活跃的时候。他们身上没有香烟。只有任凭它们轮番进攻。没过多久，他们的迷彩服就已经血迹斑斑了……他们饿了，从挎包里取出仅有的半包压缩饼干，每人只能吃一小块。他们心里清楚，更加难熬的日子也许还在后面。口渴了，四周是混黄的洪水不能喝，身旁300平方米的地方又找不到水源。他们知道继续往上爬，就到了海拔4000米的雪线，那里肯定有雪。高原的雪是纯净的，可以用来止渴。他们艰难地向雪线爬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黑夜又来临了。和黑夜一起来临的还有高原的黑熊和雪狼。除了饥饿、寒冷、蚂蟥，还有野兽的怪叫。他们想拢起一堆篝火，好驱赶蚊虫、蚂蟥和野兽。好不容易找来了一堆潮湿的树枝，可一摸身上，却没有火柴。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取火。他们找来石头，从迷彩服上撕下一块布，垫在上面，开始用两块石头相互撞击。火花十分微弱，点不着布头。他俩不死心，顽强地轮换着一下一下撞击石头，手磨破了，胳膊酸了。终于奇迹出现了，布头燃起了蓝色的小火苗。树枝被点燃了。火，帮他们驱赶了黑暗、蚊虫、野兽，也给他们带来了温暖，带来了生的希望。
    正在苦苦寻找他们的战友们，看见了火光，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踪迹。西藏总队林芝支队和西藏军区某工兵团的营救小分队，兵分两路，迅速向两个战士靠近。
    12日晚21时，林芝支队营救小分队攀悬崖，越急流，穿密林，经过一整天艰难跋涉，终于将康建祖、薛代斌从“孤岛”营救了出来。
    抢险总指挥杨传堂副主席见到两名被营救出来的战士，眼睛湿润了，他紧紧地将两个战士拥在怀抱里，说：“你们表现得很勇敢，我要为你们请功!”
    事后，武警交通一总队党委作出决定：给易贡抢险战斗中被洪水围困后保护机械、积极自救、最终战胜困难的战士薛代斌、康建祖各记二等功一次，并号召全体官兵向他们学习。
    七、金珠玛米哑咕嘟
    无情的泥石流拦截了易贡藏布江，肆虐的洪水淹没了两乡三厂4000多名藏族同胞的家园，他们不得不露宿山头，喝雪水，吃藏粑，等待部队来救援。部队官兵一边组织兵力抢险，一边组织兵力救济群众。他们把救灾物资和官兵临时损献的钱物，一批批地送到了藏族同胞的手中。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据不完全统计，仅参加抢险的交通部队官兵就为灾区人民捐款9万余元，大米4万多公斤，面粉2万多公斤，食盐3500公斤，茶叶500公斤，解放鞋500多双，衣物600余件，孩子们的学习用品800多种……
    80多岁的孤寡老人索朗群布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战士递给的衣物和现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灾难仅仅才发生了40多个小时，亲人金珠玛米(解放军)就把救灾物资送到了手中。老人说起了解放前的一场雪灾，那次大雪整整下了五六天，他们的村子被大雪封堵住了，和外面失去了联系，当地政府没人过问他们的死活。他们在雪地里苦苦挣扎了一个月，许多乡亲都冻死、饿死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就是在那场大雪中被活活冻死的……老人转动着手里的转经筒，感激地说：“金珠玛米哑咕嘟(解放军好)!”
    养护支队政委汪海早上起来，找不到自己的迷彩服，问公务员：“我的迷彩服呢?”公务员说：“你只有一身马裤呢了。”政委说：“怎么能穿马裤呢上工地呢?”养护支队早就有规定，所有的干部在施工一线都必须和战士们一样穿迷彩服，尤其是抢险期间，不能穿笔挺的马裤呢，为的是和战士们融为一体，同吃，同住，同施工。公务员说：“昨天晚上，你不是让我把你的最后一套迷彩服捐献给了灾区群众了吗?”汪政委恍然大悟，这段时间一直处在抢险的激烈战斗中，精神十分紧张，也十分疲劳，他已经将这一茬给忘了。他只好违反自己制定的规定，穿上马裤呢上了抢险工地。半道上，几个兵抬着一副担架从他前面匆匆跑来。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他连忙上前问：“怎么回事?”兵说：“我们在半山腰发现了这个人，他连冻带饿已经昏迷了，我们准备送到卫生队去抢救。”汪海看见担架上奄奄一息的藏族汉子，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当即脱下自己身上的马裤呢，盖在他的身上，对几个兵说：“赶快走吧，一定要救活他!”汪海只穿着一件制式衬衣上了工地，同行的战友说： “政委，你这样不太雅观吧?”汪海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了这些!”
    整个抢险营救过程中，除了部队牺牲了4名战士外，4000多名群众没有一个人被冻死、饿死、淹死。
    灾区100多名藏族孩子的校舍被洪水淹没了，朗朗的读书声消失了。参谋长王志亭和抢险的官兵们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期盼读书的眼睛，心急如焚。王参谋长根据抢险现场的有限条件，作出决定：用帐篷做教室，用被洪水冲下来的树木赶制课桌板凳，尽快让灾区的孩子读上书。官兵们白天在工地上抢险施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为孩子们做课桌，打木桩，绑支架，搭篷布。经过10多天的挑灯夜战，官兵们做好了30张课桌，30条长凳，5块黑板，泥石流灾区的帐篷小学终于建起来了。
    5月26日，100多名藏族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这所奇特的帐篷小学，激动地唱起了歌，跳起了舞。细心的官兵们将早已准备好的100多条红领巾，一一系在孩子们的脖子上，然后转身又奔赴了抢险工地。
    他们的身后，传来了老师和孩子们的歌声：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
    是谁帮咱们架桥梁，
    是亲人解放军，
    是救星共产党……
    被泥石流中断了一个多月学习的孩子们，终于又重返课堂了。易贡藏布江畔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那声音是那么动听，那么悦耳……
    易贡抢险，经过数千名官兵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年前才从其他部队调任武警交通指挥部政委的卢林元将军，在部队抢险期间，来到了易贡抢险现场，他被官兵们的吃苦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站在易贡的泥浆里，满怀激情地对他的士兵们说：川藏线部队是交通部队的骄傲，是武警部队的光荣!是一支战无不胜的英勇的部队!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以一个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向武警部队转来感谢信。感谢信说：灾情发生后，武警部队迅速集结，开赴现场，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水电部队抽调精兵强将，调集优良设备，积极投入抢险；交通部队作为这次实施抢救救灾工程的重要力量，承担了道路保通和土方开挖任务，是接受任务最晚，人员集结、设备调运最快的一支部队。全体参战武警官兵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不畏艰险，顽强拼搏，转移群众，开山辟路，抢运物资，开挖土方，体现了优良的军人风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密切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民关系……
    下篇：怒江峡谷生死劫
    川藏线的两次大灾难，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新闻媒体要求进行详细报道。
    8月10日，笔者和《人民日报》主任记者陈晓钟由北京乘机抵达成都，准备与武警交通一总队新闻千事郝亚明一起由此乘飞机，直接飞抵川藏公路腹地邦达，从那里开始对川藏沿线交通部队进行一次更加详尽的采访。
    谁知道，我们上去后却遭遇了川藏线2000年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灾难——怒八段(怒江大桥至八宿县路段)大塌方，几乎命丧川藏线。
    回到北京后，陈记者还惊魂未定，一下飞机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们终于活着回来了。”之后，他眼睛渐渐发红，有一层水雾在那里弥漫，他说：“我们回来了，可是那些死去的战士……还有那些现在还在抢险的官兵们……”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们的眼睛也潮湿了，为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战友。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去邦达的飞机因为高原气候的缘故经常误点，有时一误就是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我们在成都等候飞机的日子，意外地遇到了一个我想见又不忍见的女人……
    八、永远的军嫂
    女人叫王小宁，她是王立波的妻子。
    王小宁和11岁的女儿王童刚从川藏线下来。她们是去探望王立波的。为了这次探望，她们母女整整准备了10年。然而，她们不可能见到王立波，因为他已经死了10年了，变成了雪山下的两座凄冷的坟墓。
    王立波是交通部队惟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离西藏波密县城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烈士陵园，王立波的两座坟墓就在那里。每上一次川藏线，我都要到那里去看一看，有时烧几炷香，有时给他点一根烟，有时什么也不做，就默默地在那里站一会儿，用无声的语言和他说几句话。
    王立波是我的战友。1982年底，我们从陕西老家一起坐火车、换汽车上的青藏高原。我们非常熟悉。那时，他在三支队当汽车驾驶员。他生性开朗活泼，不拘小节，整日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一笑眼睛便眯成了一条缝儿，露出两颗大门牙。他经历过三次生死劫难。头一次是在青海格尔木，那天夜里他往青藏公路改建工地运送物资回来已是深夜，十分疲劳，给屋里的火炉加满了煤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战友们去叫他吃饭，才发现他已经煤气中毒了，送到22医院抢救了两天两夜，才脱离了危险。醒来后，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他等来的不是后福，而是又一次死神的光临。那是几年后在西藏的那昌公路施工工地，他单独执行一次运输任务。车行至卡拉山遇到了大雪，被堵在半山腰五天天夜。五天五夜里，他只啃了两个干馒头。饿急了，就抓起雪和枯黄的干草往嘴里塞。后来他昏死在驾驶室里。被救出来后，他在卫生队里躺了半个多月，生命不息，拉稀不止。那时我刚好在那里采访，我去卫生队看他，他悄悄告诉我：他每天至少要换四五个裤头，护士们一见他神态不对，就知道他“出事了”，捂着嘴“吃吃”地笑。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第三次是在川藏公路，这次他再也没有躲过死神的纠缠，真的永远地走了。那时我刚好到川藏线他所在的支队采访，他们汽车连就在机关，夜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这次跟大部队上川藏线的时候，妻子怀抱一岁的女儿刚来江油留守处两天。分别的时候，妻子死死拽住背包不让他走，他还是硬着心肠走了。听到身后妻子扯心撕肺的痛哭声，从不流泪的他禁不住也泪水长流。可谁能想到，他们夫妻的这次分别，竟成了诀别。
    王立波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老乡，写了那么多文章，咋就不写写我呢?”我说：“你整天吊儿郎当的没个正形，我写你什么?”他憨厚地嘿嘿笑了。当时我真的认为他没有什么好写的。写他的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这种事情在交通部队见得多了，不足为奇；写他常年驾车在崎岖危险的川藏公路上奔波?川藏线的筑路兵哪个不是天天与死神打交道?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一笑了之。可是几天后，我就后悔了。而且这种内疚的情绪一直困扰了我许多年。
    1990年10月18日早晨，细雨蒙蒙，我结束了采访，准备离开川藏线。王立波来到车边给我送行，当时他情绪很低沉，冥冥之中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他说他想家，想转业，说他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就在我离开那里的当天，他驾车去林场拉木柴，车子不慎掉进了悬崖下的河里。一车9个人，当场就牺牲了4个。当天只找到了战士李仕明和王海军的尸体，郭占树的尸体第二天才浮出水面，而王立波的尸体连续打捞寻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找到。后来，才在下游的河边找到一具无法辨认、残缺不全的尸体，以为是他，就埋在了山坡上。第二年春天，在下游几十里的沙滩下，又找到一具尸骨，上面裹着一块毛衣碎片，有人认出是王立波生前穿的衣服，认定这尸骨才真正是他的。于是，他就有了第二座坟墓。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王立波出事那天，我刚好回到拉萨指挥所，还没来得及洗脸吃饭，就接到了王立波牺牲的消息。我傻了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我非常震惊，非常悲痛。我不相信他会死。昨天他还好好的和我说话，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但多次走过川藏线的经历告诉我，他可能真的出事了。在川藏线上，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我突然明白：王立波，川藏线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筑路兵，他的平凡中不正包含着不平凡，渺小中不正孕育着伟大么?当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屋里开始写他，写他的故事，写我对他的思念。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感觉到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或者坐在我的桌边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泪如泉涌，眼前一片模糊。我不得不几次停下来洗把脸再写。那一夜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我惟一写的最悲痛的一篇文章，也是我惟一一挥而就没有改过的文章。凌晨一点，我完成了它。第二天，我就将这篇文章寄了出去。我再次上川藏线的时候，在王立波的坟前将发表后的文章烧掉了。心里说：立波，你不是想让我写你吗，我写了，现在就烧给你，你看看吧。但愿他能看到。
    见到王立波的妻子王小宁，是我这次上川藏线采访的第一个意外。尽管10年来，我多次打听他们母女的消息，但始终没有结果。这次我们却在成都不期而遇了。丈夫牺牲后，王小宁便离开家乡到西安一家纺织厂打工，用每月400多块的工资供养年迈的老人和女儿。这些年，女儿一直寄宿在亲戚家上学。后来这家纺织厂倒闭了，她又到一家私人纺织厂打工。和她多年的姐妹至今还不知道她是一位失去了丈夫的军嫂。她从不对人说起她的苦难。她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女人，尽管生活很清苦，但她从不求人，更没有向丈夫生前所在的三支队提出过任何要求。她用一个女人瘦弱的肩膀支撑着一个破碎的家。见到我这个和她丈夫一起入伍的老乡，她才流下了强忍了多年的泪水。她说丈夫走后，她每次在大街上看到身穿军装的军人，都感到非常亲切，就会想起自己的丈夫，就会一个人躲在屋里偷偷大哭一场。
    王小宁尽管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地方政府每个月给她送来的抚恤金就是明证。但她就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总幻想着丈夫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当年部队上处理善后工作的同志给她看过一张追悼会上的照片。照片上，王立波的棺木里只有一顶军帽和一套军装。10年来，她始终坚守着一个念头：王立波没有死，他可能被河水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被藏族群众救了，只是山高路远一时回不来。或者，他被冲到一个密林里迷了路，走不出西藏绵延的大山和森林。她甚至想，是不是部队交给他一项连家人也不能告诉的秘密任务，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他也不能回家，等任务完成了，他就会回来的。这些幻想，也许就是她一直未再嫁的原因。10年哪，整整10年!王小宁一直就这样生活在幻想里。10年来，她一直想着到王立波的坟前去亲眼看看，看见了，也许就死心了。
    为了不给女儿王童的生活带来阴影，她一直没有把丈夫牺牲的消息告诉女儿。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女儿总是问：“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她就哄骗说：“爸爸在部队里工作特殊，忙，回不来。”这样骗一次两次可以，骗多了女儿就不相信了。女儿再问到她的时候，她也不知如何回答，只说：“我也不知道你爸爸为啥还不回来。”一次，女儿看到了她藏在柜子里的影集，指着丈夫和她结婚时的合影问，这个穿军装的人是不是爸爸?她只看了丈夫一眼，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失声痛哭。已经长大懂事了的女儿明白了，她的爸爸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母女俩抱头痛哭……
    半个月前，她们母女终于如愿以偿，上山探望了长眠在雪山下已经10年的亲人。部队对他们母女这次上山祭奠很重视，原计划派车来接她们娘俩，但汽车因为路上遇到了泥石流，堵在了半道上，七、八月份，正是西藏的雨季，川藏线时常会发生泥石流、塌方等灾害，道路中断实属正常。部队临时决定让她们坐飞机到邦达，然后再由山上的部队用车接她们到波密。但是邦达机场建在4300多米的高原上，气候多变无常，飞机常常误点。有时飞机起飞时上面的气候还好好的，可是等到了机场上空，气候却突然变了，难以降落，只好又返回成都。三支队刘柏苍的妻子有一次带孩子上山，改了三次航班，在成都机场等了半个月，飞机只带着他们在邦达机场上空转了一圈又飞了回来。最后因孩子的假期到了，只好放弃了上山的打算。王小宁和女儿还算幸运，她们只等待了三天，飞机就起飞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飞机安全降落在邦达机场。王小宁母女经过一天的艰难颠簸，黄昏时分，终于来到了亲人出事的帕龙藏布江边。当年那场灾难的的幸存者和寻找了几个月王立波尸体的战友，向王小宁叙说了当时的真实情景。面对滔滔的江水，王小宁失声痛哭。当她把家乡带来的纸钱撒向江中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王小宁来到丈夫的两座坟墓前。这时，王小宁这才相信丈夫真的死了。她拉着女儿跪倒在坟前，哭着说：立波，我和女儿看你来了……
    王小宁把她在成都等候飞机的三天里扎的几十朵白纸花撒在丈夫的坟头。女儿王童将她在火车上专门为爸爸叠的十几只白纸鹤和画的两幅童话世界的画烧给了爸爸，希望爸爸能够骑着纸鹤，飞到她给爸爸营造的那个美丽的童话世界里去……
    在成都，听完王小宁的诉说，我说：“立波已经走了，你和女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活着。”我犹豫了几次，还是问她：“你还年轻，就没有打算再婚吗?”王小宁说：“也许吧，等我渐渐地淡忘了他，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真的，一点也没有想过。我总是忘不了他。他走了10年，对我来说，好像刚刚才走……”
    从内心讲，我不希望她成为永远的军嫂。可此时此刻，面对执拗的她，我能说什么呢?我无话可说。
    那就让我们默默地祝福她们母女吧，祝愿她们来日幸福快乐!
    九、死神触摸到了我们的额头
    8月14日，我们一行3人乘坐波音757客机飞往邦达。原本可以乘坐200人的飞机，只在机舱中间位置坐了80多个人，据说是为了安全。从成都到邦达只要1个小时。飞机起飞不久，我们就可以从机舱的窗户看到下面绵延的雪山和鸡肠似的川藏公路。公路时隐时现，蜿蜒在冰山雪谷之间，看上去是那样的纤细和不堪一击，但它却自50年代修建成后，一直在西南边陲默默地顽强地发挥着巨大的国防和经济作用。俯瞰着那条路，不由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据统计，50年间，有2500多名官兵为了这条“西部奇路”的畅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平均每一公里就掩埋着一个士兵的忠骨。这哪里是路哟，分明是用生命铺就的躺在雪域大地上的丰碑!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飞机仿佛缺氧似的颠簸了几下，摇摇晃晃地降落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机杨——邦达机场。走出机舱，放眼四周，山顶上白雪皑皑，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接着就感到头晕，脚下轻飘飘的，一时找不到踩在土地上的感觉。我和郝亚明毕竟是老高原了，一踏上高原的土地走上一段路就好了。从没上过高原的陈晓钟记者反应极大，脸一下就青了，嘴唇也紫了。他毕竟快50岁了，高原反应当然是免不了的。老陈说，我感觉头痛。我说，头痛就对了，你不是要体验高原反应吗?这就是高原反应!他说，反应这么大，我走路人都打晃，你们的官兵怎么施工?他们已经习惯了。
    三支队的驾驶员小苏开车来机场接我们。我们刚准备走，一个脚穿松糕鞋、打扮时髦的年轻姑娘向我们的车走来。她问我： “你们是不是三支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认识车牌子。我是三中队一个志愿兵的家属，能不能捎上我?”一听说是部队的家属，我们赶忙让她上了车。姑娘很年轻，也很兴奋，话也多。第一次上高原的人开始都这样。她说她家在江油，离三支队基地不远，前年冬天别人介绍他们认识的，今年三月部队上山前才结的婚，蜜月没有过完他就走了。我几次写信要上来看他，他就是不同意，说上面经常塌方，很危险，还有高原反应。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没给他打招呼就上来了。他还用高原反应吓唬我呢，我上来了这不好好的吗?一点感觉也没有!姑娘这话说了不久，她的脸色就开始发白，说司机司机快停车，我想吐。小苏将车停在路边。姑娘蹲在路边吐了半天。吐完后，看着邦达草原上到处盛开的艳丽格桑花，姑娘又来了精神，看着我手里的照相机，说你能不能给我照张相?我要拿回去给我的姐妹看，这地方太美了。我满足了她的要求。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翻过了川藏线上有名的海拔4839米的业拉山(也叫怒江山)，走过九十九道回头弯，进入了嘎玛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施工的三支队官兵，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三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石明。他皮肤黝黑，满面尘土，但很健壮。他是支队派到这里来常年蹲点的，石明我们相识多年，见到我他急忙迎了上来。我给陈记者介绍了石明，然后私下里对他说，石明就是我们交通部队1号首长石兆前将军的儿子。陈记者顿时对将军肃然起敬，说能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这山沟沟里来，真是令人敬佩，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在工地上，我们找到了江油姑娘的新婚丈夫。姑娘一看见浑身尘土的丈夫，跳下车跑过去，也顾不了有那么多人看着，一下子就搂住了那个正在发愣的兵，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用相机抓拍了这个感人的镜头。可惜，我的几个胶卷和采访本在几天后翻越大塌方区域时遗失了。姑娘和她丈夫的名字我当时就记在了采访本上，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们继续前行，计划在天黑前赶到八宿县，三支队川藏线指挥机关就设在那里。从嘎玛沟到八宿，公路绕来绕去一直往下，往下，好像要一直延伸到地狱，路旁是滚滚东去的怒江，这就是绵延百里的川藏线怒江大峡谷了。我们的车子行驶在怒江的右岸，等过了前方的怒江大桥，驶入了“怒八”段，公路就会被甩到了左岸。“怒八”段是川藏线上典型的塌方多发地段，几乎年年都有大小不同的塌方发生。但愿我们今天不要遇到了塌方。
    “怒八”段40多公里，部队刚刚改建过，但由于地质条件极差，路几乎是从松酥的山崖上凿出来的，很窄，而且头顶上经常有石头滚落，行车十分危险。三支队政委李生荣(现为拉萨指挥所政委)的妻子王桂英，见丈夫一年没回家，就带着儿子上高原来寻夫。路过“怒八”段时，她吓得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敢说，双手紧紧地抓住丈夫的胳膊，浑身不住地颤抖。就在他们过去不久，“怒八”段就塌方了，王桂英和儿子李非被堵在了八宿县。儿子上学的时间到了，不能不回成都，可塌方地段还没有抢通。李生荣只有跋山涉水，绕过塌方地段，步行40多公里，将母子俩送出“怒八”段。在这段路上，儿子李非穿坏了一双爸爸的新黄胶鞋。王桂英一回到成都，就对其他的军嫂说：“他们在上面太苦了，那里简直就是地狱。等他们回来了，我们要对他们好些，不能再埋怨他们不顾家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提起“怒八”段，有说不完的话题。1997年9月22日，三支队一中队黄新忠、张志宏、李炳岑三位战士在“怒八”段执行运输任务时，不慎翻车牺牲。黄新忠结婚不久，就返回了川藏线，这是他与妻子的第一次分别，而这次分别却成了这对新人的永别。他牺牲时，妻子已经有了三个月身孕。张志宏，19岁，他给父母的信中说：还有两个月我就可以探亲回家了。可是，这两个月却成了一段凝固了的时光。李炳岑，20岁，弥留之际，他对战友只说了一句话：这路太险了，一定要把它整治好，让它安全畅通。这三位年轻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川藏线，融进了茫茫的雪域高原。
    三位战士牺牲后，一连三天，老天都下着细雨，像是为他们送行。灵堂设在简陋的八宿县医院，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拥来，自发地为战士守灵，劝也劝不走。三天三夜里，守灵的群众走了一批又来一批，络绎不绝。开追悼会那天，县委书记来了，县长来了。八宿县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县医院。悼词原计划是由政委李生荣致，可追悼会还没开始，他已被悲凄的场面感染得难以自制，只好临时换了一位副支队长。这位副支队长一向坚强，可那天他三次喉头哽咽中断致词。
    送葬的时候，雨突然大了起来，群众冒着大雨，放着自己买来的鞭炮，紧跟在灵车后面，一路走，一路放。张志宏、李炳岑生前照顾过的一位孤寡老人走了两天的山路才赶到县城。他来晚了，等他买了鞭炮和烧纸跌跌撞撞跑到墓地，三位烈士已经下葬，老人面对三座新坟，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离“怒八”段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陈记者问我在想什么，我没有告诉他以前“怒八”段上发生过的事情，怕给他增加心理压力。我给他讲述了怒江桥头山崖上的那幅保存了50年的崖画 大学排名
    当年解放军一边向西藏进军，一边修筑川藏公路。在修筑怒江大桥时，有个技术员晚上独自去察看刚刚浇注过还没有凝固的桥墩，脚下一滑跌进了混凝土泥浆，他想呼喊，嘴里却灌满了泥浆；他拼命地挣扎，却越陷越深，泥浆很快就没过了他的头顶。战友们第二天发现他时，他已经和桥墩凝固在了一起，只露出一只僵硬的手，直直地伸向天空。直到现在，那个技术员还站在桥墩里。后来，桥修好了，一个排的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了排长自己。排长悲痛欲绝，纵身跳进了滚滚的怒江，去追寻他那些日夜相伴的战友去了……为了纪念这些川藏线第一代筑路兵，后来的筑路兵在崖石上刻了一幅《排长跳江图》。几十年过去了，那幅崖画经受了无数的风吹雨淋，也没有消失，至今还完好无损，栩栩如生。
    陈记者心情沉重地说：“那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啊，到了怒江桥头，你一定要指给我看看。”
    大约还有一两公里就到了怒江桥头，天下起了小雨。我奇怪路上怎么突然不见过来的汽车。细雨中，一个姑娘从路的那一头朝我们奔来，她的红上衣在灰蒙蒙的色调里特别显眼。看见了我们的车，她直挥手，示意我们停下来。车停在她的身边。她气喘吁吁地说：“前面塌方了，过不去了……”我们抬头望去，只见怒江桥那边尘土飞扬，天空一片灰暗。真的塌方，又是“怒八”段!我问姑娘塌方的情况，她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大，只说离他们不远的一辆车失踪了，听说车上还有3个人，可能被泥石流冲到河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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