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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贾宝玉的“厌男爱女”情结是《红楼梦》的一大关目,是贾宝玉人生观的综合体现。本文认为:贾宝玉“厌男爱女”的实质,在于逃避社会和家族的责任,只追求个人享乐;他厌男是假,爱女是真,厌男是有条件的,爱女却是本性;贾宝玉与甄宝玉对“厌男爱女”之症的态度,决定了两人不同的前途。
《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说:贾宝玉在抓周时,对“世上所有之物”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长了七八岁,“说起孩子话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还有一位甄宝玉,他对女性的崇拜丝毫不比贾宝玉逊色,读书时须两个女儿伴着,挨打时口呼“姐姐”“妹妹”解疼,并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可见这两位宝玉都有厌男爱女症,并且似乎是生来如此。甲戍本第二回侧批云:“凡写贾宝玉之文,则为真宝玉传影。”第五回“太虚幻境”的对联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因此,两位宝玉在作者心目中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象是两个,实则难分,他们性情一致,而前途不同:贾氏出家当了和尚,甄氏最终走上仕途。他们不同的前途,不能不说与“厌男情结”有关。
贾宝玉生来厌男爱女,从小在姊妹丛中长大,愿为女孩子做事(献殷勤),吃女孩子嘴上的胭脂,既爱黛玉又爱宝钗、袭人、晴雯等人,不以家族为念,这些关系着贾氏家族的命运。由作者看,对贾氏此举并不完全赞同,所以书中有几个地方写出对他的规劝甚至警告。第五回游太虚,警幻仙子按荣宁二公之灵的嘱咐,以声色情欲之事以及贾府将衰败的命运“警其痴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但他不仅未“改悟前情”,反而愈陷愈深,回到现实的第一件事便是“初试云雨情”,可见警幻仙子“以毒攻毒”的方法彻底失败。贾瑞贪恋女色,“正照风月鉴”,终至丧身,对宝玉毫无触动;秦钟私通智能“夭逝黄泉路”,家败人亡,临死前劝他“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宝玉也未在意。因为彩霞的事,宝玉被贾环蜡油烫脸,继而差点被魔法弄死,那块“能除邪祟”的通灵宝玉也不灵验了,癞头和尚与跛足道人点明了原因:“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宝玉依然未醒悟。金钏投井,宝玉挨打,众人来劝宝玉,宝钗来劝他“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宝玉的反应是“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怜惜悲感),一生事业纵然付诸东流,亦无足叹惜”;黛玉抽抽噎噎地劝他:“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的反应是“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些规劝和警告对宝玉都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宝玉不仅执迷不悟,而且越走越远了,最后家族的衰败和他个人的出家岂非必然!
甄宝玉当初与贾宝玉没什么两样,但因其父“挂误革了职,动了家产”,也许因为早受磨炼而“改悟前情”,所以,他见了贾宝玉时便知“只是可与我共学,不可与你适道”。此时,甄氏说;“弟少时不知分量,自谓尚可琢磨。岂知家遭消索,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世兄是锦衣玉食,无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甄宝玉认识得很明白,完全是以“过来人”的姿态讲话,有如现身说法,委婉地劝告贾宝玉不要再自以为是,并且含蓄地点明“锦衣玉食、无不遂心”的生活是靠不住的。将这篇说辞与秦钟临死前的忠告相对比,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然而贾宝玉又怎么样呢?他依然故我,他认为“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儿们清洁”,视甄氏的话为虚伪,斥之为“禄蠹的旧套”,因此此回叫作“证同类宝玉失相知”。甄氏的悔悟,促使他走向仕途,贾氏的顽固不化,使他一直不能淘汰“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最后结果是堕入迷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家族也为之衰败。
显而易见,作者把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不足珍贵的“假”宝玉,甄宝玉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宝玉,对厌男爱女持否定态度。我们现在把贾宝玉当成一个正面形象来加以歌颂,说他是反对“男尊父卑”的叛逆者,实在是对《红楼梦》的曲解!
贾宝玉的“厌男爱女”的实质之一是逃避社会责任。在中国古代社会,向来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男子不仅是一家之主,担负着维护家族的重任,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栋梁,担负着为国效力的重任。所以,男子的社会责任要比女性重得多,贾宝玉却丝毫没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宁荣二公之灵嘱警幻仙子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望可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第五回)可见,贾府子孙虽多,而只有宝玉一人略有继业的希望,二公之灵剖腹深嘱可谓用心良苦,他们把挽回“运数合终”的贾府命运的重任,寄托在了宝玉的身上,决不可能让警幻去规引宝玉出家。但这位贵公子,从未认识到他对贾府的责任,更不愿意牺牲自我的情趣爱好去尽这个责任。在这一点上,他倒不如一些女子。秦可卿有魂嘱王熙凤一事,死后尚且为家族着想;贾探春尚知“兴利除宿弊”,薛宝钗也能为贾府打算;黛玉说过:“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与以上诸女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宝玉认为探春“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对探春的兴利除弊颇不以为然,他对黛玉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第六十二回)在他看来,贾府的盛衰与他根本无关,他只须坐享其成,哪里有一点家族的责任感!这是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反而觉得好玩的主儿!
宝玉没为家族着想过,也没有为国家着想过。他把那些走科举之路入仕的人一概骂作沽名钓誉之徒,是禄蠹。在第三十六回,他驳斥了一番“文死谏,武死战”:“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由此看来,他对君、对国实在非常看重,对名节极为鄙视,可是再往下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怎么才算“死的好”的“正死”呢?他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指他身边的女孩子)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对此,我们不禁要反问宝玉:你这样死了,将来弃父母于何地?弃家族于何地?弃君王、国家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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