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呼唤批评家.(1)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实在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为，学术环境有大有小：所谓“大”，乃学术的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国家对学术工作的基本态度和总体政策；所谓“小”，乃学术的业务环境，主要是指学术领域内部的业务开展条件和价值实现条件。

正如“百花齐放”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样，“百家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上是否容许“百家争鸣”，是大环境问题；业务上是否实现“百家争鸣”，则是小环境问题。此之所谓“争”，一是包括学术竞争，二是包括学术论争——批评。没有竞争，学术便失去了内部活力和创造性，从而不能快速发展；没有论争，学术便失去了内部监督和规范性，从而不能健康发展。

要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威力，首要的便是宽松的学术批评环境。民国时期的学术之繁荣，所以成为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原因固多，一大关键，就是有一支阵容十分强大的争论队伍——批评家。下面聊举数例，虽不过一点一滴，亦足以垂范后世：

沈约《宋书·陶渊明传》云：“(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却说：“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小看了。……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梁氏曾先仕清朝、后官北洋，正所谓“屈身异代”而不以为“耻”者也，加之他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所以这段文字，极具迷惑性。

但也有不受迷惑者在，那就是陈寅恪。梁之于陈，既有前辈之尊，又有同事之谊，然而陈却毫不客气：“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金明馆丛稿初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又对梁氏墨学“指桑骂槐”道：“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鹿成鹿，喝雉成雉之比。此今日中国之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同上二编）

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于1934年读了乐嘉藻老先生新出的《中国建筑史》，失望之余，因为“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写了一篇《辟谬》，结合书中近20处严重错误，他批评道：“由专门的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中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作者）暴露两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既不知建筑，也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文，而名之曰‘建筑史’。”（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附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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