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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证因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

2015-05-16 01:12

【内容提要】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武侠小说《鹰爪王》,以宏大篇幅叙述单线故事,以“恩仇结”与“群英会”为纵、横结构线索,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交织起来,形成了繁复与简约的良好结合,开拓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境界,对古龙、张艺谋等都有影响。这种风格,与麦尔维尔的《白鲸》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可以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 郑证因;《白鲸》;叙事;武侠小说
　　
　　一、郑证因与中国武侠小说叙事变迁的现代历程

　　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其诞生正遭逢了一个文体大变革的时代,其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文化基因,都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于古典侠义英雄的中国传统,也不可简单归结于朗松或安德森“民族一国家”观念的欧风美兩。仅仅在30年间,民国通俗小说便迅速经历了从改良主题到浪漫情怀再到人性关切的主体意识变迁,其中蕴含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结。那么。在形式方面,包括文体格局与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本文指出,民国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形式基因,到40年代初开始形成整合,以郑证因为代表,开启了一个新的武侠小说叙事时代,其影响一直及于新的世纪。
　　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郑证因在民国旧武侠小说中并不特别知名,他较少运用新文艺的手法,而是在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渐变式创新,和“民俗派”的平江不肖生(社会民俗)、赵焕亭(历史民俗)、还珠楼主(宗教民俗)等相比,和“新文艺派”的白羽(社会反讽)、王度庐(心灵悲剧)等相比,他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手法,其文体形式的内在渊源,我们姑且称之为“经典侠义基因”。
　　所谓“经典侠义”,是指自《史记》开始经唐人传奇到《水浒传》走向成熟的古典侠义小说形态,司马迁所赞扬的侠,主要是个体的游侠,他们浪迹天涯,行侠仗义,报恩解怨,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快意思仇的个体行为方式,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我称之为“恩仇结”。在侠客与流氓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人群,即历史上称为江湖的社会形态,从《汉书·酷吏传》的“长安少年”到王符《潜夫论·述赦》里的“洛阳会任之家”,由于他们以武犯禁的行为方式和以群相聚的组织方式,都处于主流体制之外并与主流体制相冲突,他们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文学上的表现也直到《水浒传》才浮出水面,他们聚义起事,拉帮结派,纷争江湖,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英雄争霸的群体行为方式,我称之为“群英会”。这两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侠义叙事的典型情节,在《水浒传》中实现了二者的会聚融合,但后来主流体制对侠义伦理的侵入,侠从江湖中走出来之后,就只剩下死亡或者鹰犬的二者择一,进入现代武侠小说之后,这一传统必然出现断裂。30年代白羽和王度庐所构筑的侠义悲剧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再度唤起了经典侠义的悲剧感,这就是40年代初郑证因在“恩仇结”和“英雄会”表面潇洒背后的无奈感,这种感觉一直朦胧地体现于20世纪后期的众多武侠小说之中,在金庸的《鹿鼎记》中达到极致,并最终促成了实质上具有传统逆反意味的武侠小说“现代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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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武侠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迥然不同于晚清,对其进行历时性文化成长的考察,可以发现它继承了更广泛的文化基因,既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也试图横跨东方与西方,民俗、新文艺以及传统经典这三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历时性递次出现,形成三种不同的武侠小说形式样态,展示了武侠小说走向现代的历程,民俗样态是审美化与个体化民间叙事的文人化改作,是武侠小说初期企望摆脱晚清旧侠义模式,建立新的娱乐本位的拟民间化叙事的努力。新文艺样态是将武侠小说向着深度开掘,自觉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企望进入文学大殿堂的努力。经典侠义样态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民族化的探索,显示了作家回归传统并提升传统的努力。就读者大众最为重视的情节叙事而言,民俗样态还处在缺乏情节统一性的拟笔记阶段,新文艺样态有较多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影子,到了经典侠义样态实际上才通过对古典传统与现代探索的全面整合,建立起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武侠小说文类自身的情节叙事。
　　倾向于新文艺手法的论者,常常以白羽和还珠楼主作为民国武侠的两大代表。但这并不说明经典侠义的沉沦,经典侠义作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呈现,在价值体系上暗合了传统伦理对侠义的理解,在文化体系上暗合了知识传承的小说功能;另一方面,在叙事模式上虽有对传统的继承,却更多地呈现出改良传统的努力,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鹰爪王》,以宏大的篇幅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单一主线故事,这本身可以说是对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一个革命性创举。在传统长篇叙事中,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短篇连缀式,而以一条形式主线统一起来,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的一系列小说,大抵如此;二是人物列传式,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周围环境的变迁,时间跨度常常长达数年,《红楼梦》、《金瓶梅》、《孟丽君》等,大率如此;三是浪迹天涯式,以主人公移步换景为线索,是同一主人公的系列故事连缀,如《西游记》、《镜花缘》等,大约如此。在20、30年代的武侠小说中,也主要采取了上述叙事模式。而郑证因则通过《鹰爪王》突破了上述传统叙事模式,他将情节叙事(动作,在小说中是江湖恩怨与武林争霸)和文化叙事(知识,在小说中是武功技击和江湖帮会)二者交替起来,在故事中确证了文化,又在文化中加强了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意义,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基础。

无独有偶,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的融合,并不仅仅在于东方。在西方小说传统中,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法,而且由于西方的理性与科学传统,其文化叙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851年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出版的《白鲸》,全书60万字,只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大量的篇幅被用来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叙事,比《鹰爪王》更为突出。虽然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无法找到材料说明《白鲸》与《鹰爪王》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通过二者的比较,却可以更好地说明《鹰爪王》叙事模式的优劣,为中国武侠小说乃至更广泛的传统写作提供借鉴。
　　正是由于《鹰爪王》特色鲜明的叙事表现,他对后来的武侠文学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兹举二例。其一是古龙,他曾经说:“郑证因是我最早崇拜的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中略)他的写作路线,仿效的人虽不多,但是他书中的技击招式和帮会规模,却至今还被人在采用,所以他无疑也具有一派宗主的身份。”其二是张艺谋,他就《英雄》一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67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叫《鹰爪王》的书,繁体字,竖排版,忘了是谁写的,薄薄的27本,各自独立成章,像电

视连续剧,同学之间换着看,看完就互相讲,也不按顺序。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的燕赵双侠,两个黑衣老头儿,武艺之高,每到关键时刻,两个黑老头就出来了,到现在我脑子里都有这个形象。可能它不是怎么有名,但是在我小时候它对我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这之后,我就成了武侠迷了。”因此,探讨《鹰爪王》并兼及《白鲸》的叙事表现,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二、《鹰爪王》与《白鲸》的情节叙事
　　
　　目前,在对民国武侠小说家的研究中,对郑证因关注相对较少,除专著中的有关章节外,专论仅见叶洪生《“纸上江湖”大对决——浅谈郑证因(鹰爪王)与帮会技击》,其研究主要在社会文化批评层面展开,指出郑氏作品的“江湖”性,以及他对白羽“武林”的丰富,但体裁诗学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即巴赫金所说:“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那么,郑证因如何将散乱的“遍地江湖”整合起来,成为一个长篇小说的文学性和大众文学的通俗性二者都得到较好体现的文学结构,在40年代提升武侠小说情节叙事模式,提供了从旧武侠向新武侠过渡的某些必要因素,对于建构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的体裁诗学,都是值得探讨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鹰爪王》全书73回,约150万字,情节叙事采取了纵横线索并进的方式,纵的线索是“恩仇结”,淮阳派弟子被凤尾帮所劫,淮阳派大举复仇,千里追踪,直捣凤尾帮总坛,破人分水关,再人十二连环坞,横的线索是“群英会”,双方倾力出动,高手云集,广邀朋友助拳。两条线索在最后时刻会聚到一起,并由另一枝节横生的偶然因素完成全部情节,凤尾帮叛徒引来官军,凤尾帮土崩瓦解,帮主武维扬只身逃脱。《鹰爪王》的情节模式并不新颖,可以说简直就是《水浒传》的再版,正派被害,复仇灭祸,群英会聚,皆大欢喜。但《水浒传》是多故事连环交叉的,而《鹰爪王》以73回150万字的长篇,仅仅写了其中的一个故事,这就形成了二者的巨大差别,情节线索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叙事结构中,也就起了不同的作用,“恩仇结:体现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是结怨到解决的过程,正如金庸《书剑恩仇录》所揭示,是武侠小说人物动态深层次关系结构的基本模式,也是动态的情节发展的基本模式,“群英会”体现为人物结构形成的推动力,是从单一人物到群体人物的过程,是武侠小说人物静态关系结构的基本模式,不同人物因同一江湖事件而会聚,是武侠文体所投射的江湖社会中帮会现实与义气伦理的反映,是武侠小说结局构造的基本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单一的小情节如何承载起大篇幅,并将情节叙事营造得紧张有趣。我认为,作品主要是在明快的线索结构中,作了叙事空隙的精心填补,从而把握了简约与繁复之间的叙事张力,造成强烈的内在紧张感,以此形成情节的势能蓄积,表现出简约之中的另一种复杂性。
　　当自然时间的“故事”被处理成非自然时间的“情节”时,线性时间因素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时间的单轨连续性被打破重组而形成了复杂的潜在时间结构,时间的垂直均衡性被变形夸张而形成了跳跃的组接时间结构。更进一步即如德国学者斯坦泽尔所说:“新的时间维向就存在于时间的‘宽度’之中(每个事件的同时性),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中(‘延绵’,过去对现在的压力),存在于时间流动的某种方向上(可逆转性和年代悬搁)。”20世纪40年代的通俗小说,虽然在时间观念上还远未发展到“现代小说”的水平,但在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化因素夹击下,明显地开始了既继承了古典传统但又有明显技巧提升的新探索。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古典线性时间结构被打破之后,留下了诸多叙事空隙,如何填补这些空隙,成为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古典小说中有以“实体空间的场景意象”填补叙事空隙的方法,张世君将其归纳为园林、节庆、诗乐、生日、死亡等具体形式,形成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叙事结构,郑证因借鉴了这一手法,大量运用武侠文体特有的物质事件场景意象填补作品的叙事空隙,尤其是具有知识空间意义的“江湖”和“武功”的放大,起到了以空间压缩时间的作用,使小情节承载起了大篇幅。这种方法,在西方文学名著中也有使用,美国作家麦尔维尔1851年出版的《白鲸》就是如此,《白鲸》全书60万字,只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以实玛利自荐到捕鲸船裴廓德号上当水手,跟随船长亚哈追击曾咬断船长一条腿的白鲸,经过三天追踪,亚哈全船与白鲸同归于尽,除以实玛利一人获救外,全船人马葬身大海。《白鲸》在叙事空隙的填补上采用了民俗性和知识性的叙事手法,差不多一半篇幅是捕鲸业的传统和掌故。《鹰爪王》里的武术和江湖,则可以把两位高手的一场临阵对招通过慢镜头式的招式描绘、武术要诀的细致解说、相关掌故的补充插叙等不同手法综合运用而拉到数千字之多,比起之前的《水浒传》与之后的古龙小说,篇幅都在十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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