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迥异(1)(2)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 “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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