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迥异(1)(3)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 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戊戌变法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代发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参考文献

 [1] [日]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 [美]帕尔默·科尔顿著,孙福生等译.近现代世界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 李定一.中华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秦英君主编.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北京: 高教出版社，2001。

 [7]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 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 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11] 郭双林,王续添编.中国近代史读本上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教出版社,2001:181。

[2] 郭沫若.沫若文集（卷十一）:70。

[3] 伊文成等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出版社,1987:232-233。

[4]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1998:52。

[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大出版社,1993。

[6] 李虎.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9。

[7]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

[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北大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1版，第284页。

[9] 语出日本1980年 80年代产业政策构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把追赶欧美先进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业已结束”。

[10]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大出版社,2006:212。

共3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