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1)网(4)
2015-09-08 01:13
导读：钟宪曾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颜延之过世之后，大明、泰始中以他为代表的雅正诗体受到冲击，而鲍照、汤惠休等的“美文”则
钟宪曾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颜延之过世之后，大明、泰始中以他为代表的雅正诗体受到冲击，而鲍照、汤惠休等的“美文”则风靡文坛，以至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相比之下，钟宪等人虽然于雅正诗体“固执不移”，但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声威了。所谓“美文”，一般指的是那些侧艳绮丽之作或委巷歌谣。这些作品既有五言诗（注：刘师培云：“（鲍照）五言诗多淫艳。”五言诗，可能指兼乐府中的五言诗。见《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又有乐府诗。鲍集中有两首与汤惠休相赠答之诗，一为《秋日示休上人》、一为《答休上人》，二诗当作于荆州之时（注：《鲍参军集注》卷五《秋日示休上人》［补注］引陈胤倩云：“岂亦效休上人耶？东西望楚城，意明远与休同客荆州时作也。”），也即大明时期的作品。下面请看汤惠休与鲍照赠答的两首诗：
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 ——汤惠休《赠鲍侍郎》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冈草。味貌亦何奇，能令君倾倒。玉碗徒生羞，为君慨此秋。金盖覆牙盘，何为心独愁？ ——鲍照《答休上人》
上文提到的颜延之与王僧达的赠答诗，无非是表达一些士大夫的生活内容和情趣，诸如道德文章、语默出处、流连光景之类。而休、鲍赠答，则完全抛开传统，讲些玉杯金碗、芳意秋愁的艳语俗话。颜、王诗用大量的事典、刻意的藻饰以见其渊雅，休、鲍则用侧艳的意象、缠绵的话语以求动俗。
鲍照的乐府诗系年似比其他五言诗来得困难。有关时事的乐府，例如《中兴歌》，作年尚有数说（注：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认为作于宋孝武帝孝建时，可能性较大，见《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至于那些“贱子”之歌，或感身世，或悲路难，大多更难于判定。鲍集中写艳情而不一定有寄托的乐府，有《采桑》、《吴歌》、《采菱歌》、《代白ｚｈù＠(11)歌辞》、《代白ｚｈù＠(11)曲》、《代夜坐吟》、《代春日行》数题二十来首。鲍照开始写侧艳的乐府诗，恐怕不会晚于元嘉、建武之际。面对出身寒微而诗名却日盛的鲍照，颜延之未免有些不平，“故立休、鲍之论”，以为鲍照不外和委巷诗人汤惠休的地位差不多而已，有意加以贬低。颜延之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鲍、休的美文竟发展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大体可以断定作于后期客居荆州的，有《吴歌》三首、《采菱曲》七首等（注：《吴歌》中出现夏口、樊、荆一类的地名；《采菱歌》有“萧弄澄湘北，菱歌清汉南”之句，“湘北”、“汉南”，亦荆、樊一带。）。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江左以来，文人雅好江南通俗民歌，文人仿制者，有《团扇》、《桃叶》之类。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被钟嵘称为“风人第一”（《诗品》中）；不过，元嘉时期仍以雅乐正声为主流。孝武帝刘骏(430-464)即位之后，社会文化风尚起了很大的变化。《文心雕龙•时序》：“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爱才，英采云构。”武帝、文帝的文化建设，或重“弘振国学”（《宋书•武帝纪》），或功在“立儒学馆”（《宋书•文帝纪》），较为重视儒学和史学，故元嘉诗风崇尚经史。而孝武“好文章”，自己也创作《督护歌》一类的俗歌俗辞，在他的倡导下，“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南史•王俭传》）。宋末至梁初，王僧虔、萧惠基、裴子野等人都认为孝武帝大明年间是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关节点。萧惠基云：“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齐书•萧惠基传》）裴子野进一步指出：“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流波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雕虫论》）根据裴子野“雅郑”的理论，“摈落六艺”的“吟咏情性”之作，当然属于“郑”也即“俗”的范畴。鲍照早岁就酷爱乐府民歌，用乐府写下大量抒发怀抱的诗篇。孝建中，鲍照为中书舍人，孝武“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宋书》本传）。鲍照是个聪明人，既然可以以“鄙言累句”来牵就孝武，那就更可以创作一些侧艳俗歌来迎合孝武好俗的文化心理，何况这对熟悉乐府民歌的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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