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1)网(7)
2015-09-08 01:13
导读: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tiǎo@①等产生了直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tiǎo@①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大明、泰始诗坛的状况及其诗风的嬗变,所以关于大小谢山水诗的承转关系,这里就不再加以讨论(注:可参考陈庆元《从“池塘生春草”中来——论谢tiǎo@①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两体的代表诗人分别是谢灵运和鲍照,他们都是刘宋时期的诗人,对萧子显来说都是较为晚近的诗人,而为什么第二体偏偏看中时代较早的魏晋诗人傅咸和应璩呢?我们知道,萧子显论诗十分讲究“新变”,谢灵运一体是江左以来的新变之体,鲍照一体是元嘉以来的新变之体,故被特地拈出。“缉事比类”一体,并非江左、元嘉以来新变体,故不从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晋。如果根据钟嵘所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其根源在颜延之、谢庄,那么,大体上可以认定颜延之和谢庄在近世是此体的代表人物,至少是与此体近似的代表人物。本来文学观念不太相同的钟嵘和萧子显,却在反对过分用事这一点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评得相当激烈。不过,颜延之、谢庄繁密的用事在当时能产生“化之”的效应,恐怕不能仅仅从负面的影响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诗歌发展过程中强调用事,哪怕有时强调得过了一点,是不是仅有百弊而无一利?从曹丕组织编写类书开始,中国古代诗歌便走上自觉用事的时代(注:《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亦可反证曹丕雅好古事古语。)。颜延之等用事繁密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用事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即南朝元嘉诗歌向永明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颜延之诗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强了诗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与谢灵运各自“擅奇”(《南齐书•文学传论》)一时。齐、梁文学家都很重视诗文的用事,《文心雕龙》就特设《事类》一篇加以总结,刘勰云:“综学在博,取事贵约。”颜延之“综学”不可谓不博,而问题却出在未能在“约”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挛补衲”(《诗品序》)或“职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弊。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沈约等人并不像钟嵘那样猛烈指责诗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引)的主张,加上易识字,易诵读,这实际上就是萧子显所说的“言尚易了”。当然,沈约等人也不是学而不博的市井诗人,沈约、谢tiǎo@①、萧衍等永明诗人也都善于积累事典。史传上曾记载沈约和谢tiǎo@①同问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条(详《南齐书•崔慰祖传》),萧衍与沈约争记栗事(详《梁书•沈约传》),萧衍策问刘孝标锦被事(《南史•刘孝标传》),都说明他们学问也并非不博,“在参之史传”方面,本领还是有的,问题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时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钟嵘、萧子显能看到颜延之用事繁密使诗歌失于流畅的不足,沈约等人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一弱点。用事由繁密趋于简洁,钟嵘、萧子显的贡献是在理论方面加以阐发,而沈约等人的贡献则是在实践上进行探讨,这无疑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人们在看到这一进步的同时,不应忘记颜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诗人在用事方面做过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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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将谢庄与颜延之并称,其实,作为大明、泰始诗人的谢庄,对永明诗坛的重要影响可能是在声律方面。《诗品序》引王融的话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王融拟撰《知音论》,对前人有关声律的认识肯定精心研究过。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谢庄论述声律的有关材料,但是比起范晔,他的活动年代与王融更加接近(注:谢庄去世的次年,即公元467年王融出生。详陈庆元《王融年谱》,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肯定,谢庄对声律的认识对王融撰写《知音论》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和启发。假如钟嵘所说,王融是声律论的首创者有其根据的话(注:《诗品序》云:“王元长创其首,谢tiǎo@①、沈约扬其波。”),那么,谢庄对永明声律说的形成作用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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