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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泰始诗论(1)网(5)

2015-09-08 01:13
导读:而恰恰就在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大明时期,鲍照随临海王子顼来到荆州。而荆、郢、樊、邓之间,则是产生《西曲》之地。元嘉末,隋王刘诞为雍州刺
  而恰恰就在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大明时期,鲍照随临海王子顼来到荆州。而荆、郢、樊、邓之间,则是产生《西曲》之地。元嘉末,隋王刘诞为雍州刺史,造《襄阳乐》;南平王刘铄为豫州,造《寿阳乐》。《襄阳乐》云:“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较之长江下游地区的《吴歌》,其淫艳似一点都不逊色。本来就酷爱民歌的鲍照来到荆州一带,受到“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记录》)的别一种声曲的感染,很可能会激发他仿效和创作的冲动。
  鲍照虽然不一定就是大明、泰始时期俗乐俗辞的倡导者,但是他的创作和因此产生的影响,却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使它成为大明、泰始中诗歌的一种主要形态。鲍照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三
  除了颜延之、鲍照以及王僧达、谢庄、汤惠休、刘骏、刘铄之外,活跃于大明、泰始时期的刘宋诗人,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还有羊xuán@(12)之(?-459)、袁淑(408-453)、张永(410-475)、何偃(413-458)、刘义恭(413-465)、戴法兴(414-465)、王微(415-453)、刘宏(434-458)、苏宝生(?-458)、吴迈远(?-474)等。袁淑与王微,以及已提到的王僧达,都列入《诗品》中品。萧子显将袁淑与谢庄并提:“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昂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通典》卷十六裴子野《雕虫论》之后引)可见大明、泰始中袁淑与谢庄一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袁氏今存作品不多,不详论。
  卒于齐、梁,而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有齐高帝萧道成(427-482)、道猷上人、檀超(?-480)、谢超宗(?-483)、孔huàn@(13)(?-494)、张融(444-497)、卞彬、谢fěi@②(441-506)、沈约(441-513)和江淹(444-505)等。研究文学史,通常根据作家和诗人的卒年而将他们划归于某一朝代,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南朝朝代更迭频繁、周期又短,不少人经历两个甚至三个朝代,像谢fěi@②、沈约、江淹等都历仕宋、齐、梁三代。沈约和江淹都是在他们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创作生涯的(注:沈约生平及作品系年,详陈庆元《沈约事迹诗文系年》,见《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江淹及作品系年,详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见《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说,他们在大明时期已经有作品问世。如果人们仅仅把沈约、江淹当作梁代或齐梁作家、诗人而忽视对其宋末作品的研究,那么,对沈约、江淹的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对大明、泰始时期文学的研究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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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约、江淹都在大明间开始文学创作,而江淹成名则比沈约早。据《诗品》中,沈约成名在永明中,而稍早齐武帝就曾经问过王俭,当今谁五言诗作得好,王俭回答说:“谢fěi@②得父(指谢庄)膏腴;江淹有意。”(《南齐书•谢瀹传》)今存江淹的作品绝大部分作于永明之前,尤其宋末。沈约宋末所作的诗歌,现存的不多,故本文只讨论江淹。
  大明、泰始中的江淹,他既不像檀超、谢超宗等七君祖袭颜延之,在诗中用大量事典,弄得作品有类书钞;也不受鲍、休美文的影响,花很多精力去写俗艳之诗。钟嵘说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固然对江淹的诗较缺乏个性有不太满意的一面,但也有肯定他融汇各家,吸取众长的一面。通过摹仿和学习,江淹试图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子,尽管他摸索的成绩不一定非常巨大,但他的诗用了较多楚骚的意象,也较有深意,仍然形成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特色。
  隋唐文人,往往将江淹与鲍照并称,甚至有“江鲍体”之名(注:王通《文中子•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杨炯《王勃集序》:“继之于颜、谢,申之以江、鲍。”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集论》:“搴琅gān@(14)于江、鲍之树。”杜甫《赠毕四曜》:“流传江、鲍体。”白居易《与元九书》:“江、鲍之流,又狭于此。”)。江、鲍并称,原因之一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年代比较接近。江淹开始创作,在鲍照去世前两三年,与谢灵运去世时鲍照开始写作相仿。二是他们的诗风有相近之处,王通说鲍照、江淹“文急与怨”(《文中子•事君篇》),“急”、“怨”,虽有贬损的含义,但如果对照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所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急”则与“力”义近,或即钟嵘《诗品》评鲍照的所谓“驱迈”、“骨节”,指江与鲍同样具有比较强健的笔力和气势;“怨”则与“愁”义同,指江、鲍作品内容多以愁怨见长。大明、泰始中,江受鲍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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