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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3)

2015-10-18 01:41

（四）

　　综合以上三部分论述，得出的结论便是：
　　1．就君主行使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舆论的限制而言，两千多年的总趋势是逐渐由少变多的。可以肯定，秦始皇、汉武帝的恣意妄为，要比明武宗、清高宗方便得多。从这一方面说，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不是逐渐加强，而是逐渐削弱。
　　2．至于君主专制制度，从一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后者乃宰相、百官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就这一方面而言，则两千多年全都一样。明太祖、清圣祖手中所拥有的对臣下生杀予夺大权，并不比秦始皇有所增加。这里不存在权力加强与否问题。
　　3．必须将以上两种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决不能因为看到后代某些英主或昏暴之主，运用手中至高无上权力，无视各种制度的限制，任心而行，便忽视了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因为这些君主毕竟是少数。就两千多年绝大多数君主言，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儒家政治思想、舆论（包括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约束，仍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最后，附带想联系谈点对古代人治、法治的看法。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统治国家拥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的人治；儒家宣扬的各级官吏的人治是从属于它的。而逐步建立各项具体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约束官吏，统治人民的同时，也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则属于法治的范畴。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人治、法治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大体上越是古代，法治比重越小。先秦法家虽力主法治，秦代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可是在当时社会种种条件下实际上仍是也只可能是人治：
　　第一，如第一部分材料所提供，既然秦始皇超越任何“法”，“独断”一切，自无法治可言[41]。
　　第二，既然秦始皇“任心而行”，则秦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自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即所谓倚办于“上”，而不是倚办于“法”。这也就是西汉杜周的“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均见前引）。
　　第三，对地方官吏虽有法律条文约束，可是从出土秦简看，限于当时条件，这些条文比较具体，概括力并不强，因而很自然，许多律外情况，仍得地方官吏另行决断。如果经济发展，交通联系密切，自可要求他们及时向京师请示，然而当时远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加上当时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控制，地方上郡对县的监督、控制，都十分薄弱，则这些官吏怎么可能不是不同程度地进行人治呢[42]？
　　后代逐渐发生了变化。
　　虽然，由于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在封建社会，人治是贯彻始终、占主要地位的。可是如前所论，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法律，其作用之一就是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从这一方面看，法治的比重是逐步增加的。君主和官吏的人治，自觉不自觉地在为法治所代替。其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最根本的是生产、经济发展，各地交通联系加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然从我上面论述的问题看，促成法治比重增加，至少以下三点不可忽视：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第一，是君主和官吏教育的不断加强。首先是君主教育。历代王朝的总趋势是，不但注意加强储君太子的教育，而且从赵宋起，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经筵讲读官”，定期向皇帝讲授儒家思想和历代统治经验教训[43]，一直沿用至清代。当君主的统治经验和文化素养提高后，绝大多数君主为了整个统治利益，便会不同程度地克制自己[44]，按制度与法律行事。同样，当官吏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后，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个统治利益出发，对君主违反制度、法律的行为，抵制者便会逐渐增加（如明代之例），而且自己处理政务遵守制度、法律的观念也会逐渐加强。
　　第二，是制度和法律的逐渐周到、完备[45]。当秦始皇、二世之时，是无所谓“手诏”、“中旨”与国家正式文书之区别的。因此他们为所欲为，不但群臣不敢谏，而且本人也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后代制度逐渐完备，皇帝任心而行，违反制度便有了压力了。前述宋仁宗下内批后又命宰相不得一概执行，便是一例。此外，制度逐渐完备后，群臣谏诤、抵制也就有了依据。刘祎之之所以敢于大胆顶撞武则天，道理便在这里。就法律言，也是一样。《唐会要》卷三九：唐太宗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指太宗违反律文），失入则无辜，失出则获大罪，所以吏……竞执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于出入者，各依律文”。这是皇帝违反符合统治利益的法律后，终于恢复之例。《明史》卷二二○《舒化传》：为刑科给事中，时穆宗“旨多从中下”，化上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当，则臣等论劾。若竟自敕行，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诏是其言”。这是群臣以法律和司法制度为依据，进行谏诤之例[46]。这些表明，当法律逐渐周到、完备后，尽管某些君主在某些时期，或某个事件上，可以任心而行，自搞一套，但总的来说，他们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要受到约束和限制。至于官吏，即使比较远地区地方官吏，随着交通联系加强，监督制度严密，受约束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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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儒家关于这方面政治思想的逐渐完备，有说服力。除第二部分已提到的思想外，如宋儒还将儒家学说概括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47]，常用以作为限制君权的理论武器。《大学衍义补》在卷首首先要求君主“谨理欲之初分”，并说君主如能“扩充”天理，“遏绝”人欲，“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临民，尧舜之君，复见于今……”。实际上就是要求君主处理政事，以整个封建统治利益为重，克制私欲，克制独断专行。用前引骆问礼的话，前者便是“皆合天道”，后者便是“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这些概括性强的思想的一再宣扬、灌输，再和舆论压力相结合，也是限制君权，促成法治比重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如前所述，封建社会人治一直占主要地位。要使君主、官吏真正遵守一切制度、法律，光靠以上办法而没有广大人民的觉醒、推动、监督，是绝对不行的。总体上，真正的法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逐渐实现。不过，封建社会人治、法治之演变规律，对我们或许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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