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1)(3)

三、和合相润乐和声

东汉末年的动乱，传统文化结构解体，经重新整合而建构玄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大凡每一新时期新理论形态出现之前，都进行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先在理论形态进行批判，这不仅是建构新理论形态以适应于新时代的需要；也是超越与区别于先在的、旧的理论形态的需要。玄学以其新学风一扫两汉烦琐的经学（包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经学）以及先在各家思想的陈腐，以批判的、分析的眼光审视各家思想的优劣。二是建构新理论形态所依据的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解释。孔子在“礼坏乐崩”的时代，通过对《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等经典文本的整理，而发挥为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形态。秦始皇选择法家《孤愤》、《五蠹》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汉代董仲舒通过解释《公羊春秋传》，而建构为大一统所需要天人感应论。魏晋玄学则取《周易》、《老子》、《庄子》等“三玄”，作为他们解释的经典文本。
    滥觞于魏晋人物品评的玄学和合论，由人品之和合到天地万物之和合，无所不及。既有实用经验的体验，又有玄想理性的思考。刘劭《人物志》从如何品鉴人物的才能和情性入手，而探求建立适合当时社会的新秩序。刘劭认为，情性是人的根本，人的情性如何构成？是“禀阴阳以立性”（《九征篇》，《人物志》）圣人能“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同上），这种无偏于阴与阳的和合，有“能廉二美”的效应，是圣人的禀性。“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同上），以中和为最宝贵、最重要的人性和器量。凸显个体聪明才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作用和地位，这种中和之质的聪明，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

但是魏晋时期政治环境的恶劣，知识分子在反思本体与现象、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中，由向现实追求的困境中转向本体的、理想的追求，即由外向的现象追求受阻后而转为内向的心灵的玄远。这种心灵的玄远，可称谓为“无”。无作为否定性概念，包容一切有之为有的现象。故无是否定性与肯定性的和合。“无”是本，天地万物的现象是末。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时人取“弃本崇末”（《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2页）的方法，这犹如弃其母而用其子，即舍弃根本、终体而崇尚技末、子用。王弼认为这是错误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和合，“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同上书，第95页）使本与末、母体与子用互补互济，以求稳定与平衡。和合不仅是方法，而且是万物存有的方式。“雨者，阴阳交和，不偏亢者也”（《王弼集校释》第471页），阴阳异质要素的相交，是以和合的方法，通过雨这种和合物，以和合的方式存在。“阴阳既合，长少又交，天地之大义，人伦之终始”（同上书，第487页），阴阳长少的交合，这是人伦大义，是自然社会中的合理性的表现。这是就天地人伦而言；从主体心理愉悦而言，“乐主于和”（同上书，第633页），音乐以和为核心宗旨， 不和不仅不能给人以愉悦的享受，而且带来痛苦和烦燥。自然、社会、人生在变化中，和合日新，“体化合变，故曰日新”（同上书，第543页）。日新是由于阴阳转易和合，而化生万象。

王弼、嵇康、阮籍的思维理路、思想风格与儒家异趣，然其以和为音乐的最高标准，则有其同。阮籍作《乐论》，是他早期服膺儒学礼乐的代表作。“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乐论》，《阮籍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页）乐的和与乖，作为乐的存在的状况或存在的方式，是合与离天地之体与得与失万物之性的结果。阮籍肯定合得天地万物之体性而否定离失天地万物之体性，是因为合得能获得和的愉悦及社会和谐安定。圣人作乐，都以“顺天地之体，或万物之性”为原则，“故律吕协则阴阳和”（《乐论》，《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页）。假如乐离失天地自然的体性，而出现乖乐，便会把人的情感导向放荡淫乱，道德败坏，社会不安。

如果说阮籍以和乐的功能为救社会、政教、道德之弊，那末，嵇康则以和乐是人对于玄远之境、人格理想的追求。音乐的来源是“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嵇康集校注》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7页）。不同意音乐来源必受政治、哀情、安乐的制约的说法，而是天地阴阳五行变化运动之自然而发。“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察于人情。”声音的本质是自然之物之后的“至和”，至和是超哀乐、超形质的。“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同上书，第217页）和作为本体，欢戚不能感染，哀乐不能合著。这种欢戚自见，哀乐自执的无名无质，即是形上之和。

嵇康所谓“至和”、“太和”，是对于超尘轶俗、逍遥太和之境的追求。“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集校注》卷一，第63—64页）外天地，遗万物，无所牵累，自由自主地遨游于太和境界。这种琴诗自乐、清新飘逸的人生和境与受名教束缚的“中和”之境不同。“行ｙú＠⑨曾闵，服膺仁义，动由中和；无甚大之累，便谓仁理已毕，以此自臧，而不荡喜怒，平神气，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闻也”（同上书，卷四，第192—193页），曾参、闵损服膺仁义道德，按照喜怒哀乐发与未发的中和而动，虽无大的牵累，但毕竟受礼法的制约，而不能做到“顺天和以自然”（同上书，第191页）。无论从养生延年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心身自由的愉悦来说，都是为达到摒尘弃累的和的境界。和不是人为的有为而能达到，而要顺应自然，这便是“天和”。人只要进入“天和”或“大和”，这便是最大的快乐。“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90页）超越荣华、酒色的俗乐，而追求至乐、至味的精神境界，便提升为大和恬澹的形而上之境。

《列子》有和合贵无论与独化论的意味，张湛注即沿此理路。然张湛以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亦是一种和合存在的方式。他注“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曰：“推此言之，则阴阳气遍交会而气和，气和而为人生”（《列子集释》卷一，中华书局书，第4—5页）。气和而人生，并不是对于普遍性、绝对性、无限性的本体论的追求，而是具体的物现象。张湛“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列子序》，《列子集释》附录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9页），把“至虚”作为其哲学逻辑要求的最高的、最一般的本体，以解释贵无论与独化论的和合。

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别具特色的重要时代，和合思想得以发展，从自然和合到理想人格和合，从音乐和合到心灵境界和合，呈逐渐深入之势。何晏、王弼的和合说的旨趣，是指游于万物之中的精神境界，主体心灵要求静专动直，不失大和，而与和合精神境界相契合。并以“崇本举末”的内圣外王之道，使世界万物、人类社会有序地、和谐地运作。嵇康“声无哀乐论”突破传统的声有哀乐论，并以玄学之和，解释传统之和，建构了其和合的音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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