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2)
2015-11-21 01:03
导读：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近几年在讨论现代性这一话语的时候好像提得越来越少了，似乎已经过时了，是属于冷战时代或者更早时期的话语。无论如何
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近几年在讨论现代性这一话语的时候好像提得越来越少了，似乎已经过时了，是属于冷战时代或者更早时期的话语。无论如何，生命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现代性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和忽略的。没有地缘政治，也就不存在现代的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国际法等。所谓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西方列强在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的。生命政治、地域政治是现代性的核心部分，跟今天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学术和知识构成用福柯的视角来看都反映了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不把握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区域研究和现代性的关系。
区域研究是冷战之后的产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出现了两极世界，而且这个两极世界基本上都扣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即“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对抗。这就导致“冷战”的地缘政治老是罩着一个意识形态的面纱。这个局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淡化。但不应忘记的是意识形态曾经笼罩着我们半个多世纪之久。二战以后，冷战变成国际政治中一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地缘政治上是两极分化。冷战就是西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背景。区域研究随冷战应运而生。
二、权力和知识的网络：美国政府与区域研究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又开始上升。西欧复兴，美国也开始走向一个战后比较宽松的阶段，各个社会人文学科也开始强调自己的自律、自主。学术开始恢复建设。在这样的氛围里，有一些实用性强、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得不到西方学术界本身的积极反应，因为它们正在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独立、自律。如果要想研究某个区域如苏联东欧，到底如何研究呢？仅仅由俄文系或地理系的人来研究吗？大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要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局面。“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一词现在变成了西方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受到空前重视，而在冷战初期跨学科研究却是很不受欢迎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作“自由世界”的领袖，认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很紧急的措施，要了解和研究苏联。区域研究在美国政府的强烈干预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早期苏联研究靠美国政府干预、财团的支持，然后是学术界的一些呼应。1948年卡内基（美国著名的钢铁财团）基金会给哈佛大学提供了七十四万美元的基金（相当于现在的七百万美元），建立了俄国研究中心。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福特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支柱）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用来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域研究。在二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或者战略研究机构是战略服务
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它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主任威廉·道纳文（William Donovan）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建立者。道纳文和美国参议员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等联名写了很多的法案、提案，要求跟大财团联手，推动区域研究。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
以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为典范展开了大规模的区域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菲利普·莫斯利（Phillip Mosley）与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关系极其密切，长期担任官方和军方的战略顾问和秘密官员。1953年，莫斯利在哥伦比亚主持了一个大规模“苏联研究学术会议”（Conference on Soviet Studies），集中了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苏联和区域研究的学术精英。会上有一个专题“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研究”纠集了一批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学者，奠定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各著名高校纷纷建立了现代中国研究的机构和项目。从此，以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为对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与主要研究古代典籍的西方汉学（Sinology）开始分庭抗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到20世纪末期蔚为大观，成了美国的亚洲研究学科中的主导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