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4)
2015-11-21 01:03
导读：第三世界的发展跟冷战也密切相关。美国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包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战略，这样就是马歇尔在西欧的“复兴
第三世界的发展跟冷战也密切相关。美国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包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战略，这样就是马歇尔在西欧的“复兴计划”和在亚洲的“开发计划”。亚洲开发银行就是那时成立的。美澳新条约是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手段，由此衍生的“亚洲—太平洋圈”（Asian Pacific Rim），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区域经济圈，其来源即是冷战。此外还有美日安保条约、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等，把整个亚洲都纳入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计划。这个发展的范式实质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范式，跟冷战的范式息息相关。随着美国和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家，叫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特指中国周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一个东亚现代化“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根本上讲是冷战遏制共产主义大战略的产物，没有美国和西方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大量政策扶植和优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和发展的两种范式均适用于中国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资深的中国研究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字叫何汉理）在1999年举办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五十年”的学术会议上，总结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⑥。第一个角色就是商务顾问和咨询（business consultant）。他说这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越来越频繁。他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将要有更迅猛的发展，中国研究肯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二个是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t），这一向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强化。第三个就是传媒资源（media source）。美国的学术界跟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的。美国传媒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来了解世界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于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塑造、如何表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角色就是政策倡议（policy advocate）。他们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囊团（think tank）。最后一个比较有意思，叫做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就是要让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针对中国来鼓吹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这跟左翼色彩的赛义德（Edward Said）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样的公众知识分子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西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是要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针对中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则要向一个“不自由的、缺乏人权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宣传自由、人权、民主的理念。所以美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中国的，都有着此类的很强的使命感，就是怎么样使中国“变色”，使中国和平演变。这是研究中国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汉学家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的确有一部分是搞情报、参与政治的，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接纳美国的多党制、民主制。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现代中国的特别是文学和历史领域，冷战的范式是特别突出的。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氏得到美国军方资助为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编写的中国小册子的命题之作。虽然夏氏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西方现代主义
美学和新批评的唯美主义方法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其鲜明的冷战反共立场却非常突出，夏在其台湾版中译前言里特别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强调他始终一贯的反共立场⑦。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译介西方汉学成果，在普遍的学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往往忽略了西方现代中国研究的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四、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
西方的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的色彩，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个政党运动（party politics），而是一个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比较松散的，由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其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受某个左翼政党的约束，政治观点芜杂，但均要求对资本主义做激进的社会改造。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关怀。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