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1)(3)
2016-02-16 01:05
导读：马孔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所有老资格居民都蓦然觉得同生于斯、长于斯的镇子格格不入了。上帝仿佛有意要试验马孔多人的承受力和惊愕的限
马孔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所有老资格居民都蓦然觉得同生于斯、长于斯的镇子格格不入了。上帝仿佛有意要试验马孔多人的承受力和惊愕的限度。终于，马孔多人罢工的罢工，罢市的罢市，向外国佬举起了拳头。结果当然不妙：独裁政府毫不手软，马孔多人遭到了惨绝人寰的血腥镇压，数千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农民倒在血泊之中。这是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最后，“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的终极代价是：“雨下了四年十一月零二天……这时，《圣经》所说的那种飓风变成了猛烈的龙卷风，扬起尘土和垃圾，将马孔多团团围住。……按照羊皮纸手稿的预言，就在奥雷良诺·巴比伦破译羊皮纸手稿的最后瞬间，马孔多这个镜子似的(或者蜃景似的)城镇，将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视，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Marquez 347)。
我不知道马尔克斯是否过于夸大其词，但起码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面对“全球化”的这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但是反过来看，把“全球化”拒之门外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因此，两难境地仍是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前的残酷现实。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博尔赫斯从一开始就遵循了“宇宙主义”的“世界性”写作路数。就小说而论，博尔赫斯的创作生涯起始于一次“游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少不更事者的任性游戏，他不敢写小说，所以就篡改和歪曲(并非都出于
美学目的)他人之作以谓自娱”(Borges 3)。“游戏”的结果便是被冠之以《世界性丑事》(又译《恶棍列传》)的系列小说。后来，博尔赫斯声名鹊起，许多事情不说说清楚就有不端之嫌。于是，他不得不开出清单：《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来自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来自赫伯特·阿斯伯里的《纽约匪帮》，《横蛮无理的典仪师小介之助》来自B.米特福德的《日本古代故事》，《老谋深算的女海盗秦寡妇》来自菲利普·戈斯的《海盗史》，《双梦记》来自《一千零一夜》，等等。因此，“世界丑事”乃“故事新说”，而且有些故事如《双梦记》、《秦寡妇》，几乎是原封不动的翻译或逐字逐句的复述。诸如此类，居然被许多“后”人们恭称为“创作之创作”，他于是也便成了“作家们的作家”。当然，这远不是博尔赫斯的“世界性”写作的终结，而是他的一次任性的开始。它与作家的其他选择殊途同归，并最终营造出小径分岔、回廊曲折的博尔赫斯迷宫：文学的
哲学化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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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幻由心生，人是不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的。但心是一回事，幻又是一回事。时代风云、人生遭际与作家的嗜好、作家的选择也是如此。二者的联系可能是必然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只不过作家的选择犹如历史的选择，无法假设。于是白纸黑字，方圆殊趣，读者面对的始终是各色各样的文学、各色各样的主题。至于这些文学、这些主题与作家的遭遇、作家的时代关系何如，则是另一个同样大而艰难的话题。
具体说来，在生活和书本之间，博尔赫斯选择了书本；在本土和世界之间，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世界。这样的选择多少应该归咎或者归功于他的
家教、他的血统和他的眼疾。但是，这并不排除博尔赫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实现形而上学的超越。比如似是而非的童心，它不仅是博尔赫斯走向形而上学迷宫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他试图禳解和表述的一个主题。为此，他几乎一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定格在20世纪之初。
这就不仅仅是好与不好，而且还是个是与不是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儿童意识不到自己是儿童，或者他们心目中的童年和成人心目中的童年并不是一个概念。反过来说，成人心目中的童年是被成人化、理想化了的。这是因为成人已经远离童年且常常拿自己的认知对童年的经历、童年的记忆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歪曲。博尔赫斯对此心知肚明。他认为记忆很不可信，“比如有关今天早晨，那么我可能得到它的某种意象……也就是说，关于童年或者青年，我根本无法接近本真”(莫内加尔117)。然而，这丝毫改变不了童心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性。文艺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说过，“艺术知识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引自张隆溪75)。他还由此衍生出关于陌生化或奇异化的一段经典论述。其实所谓陌生化，指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感觉。而这种感觉的最佳来源几乎一定是童心。它能赋予见多不怪者以敏感，从而使他“少见多怪”地发现事物、感受事物。援引博尔赫斯援引的一句话说，“天下无新事”，或者“所有新奇都来自忘却”。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