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接受: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1)
2016-03-11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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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记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
【内容提要】
传记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读者的消费与阅读是这个目标实现的基础,因为从生产化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整个传记生产过程就没有完结,终极目标就难以实现;从传记文本来说,只有当期待的读者变为现实的读者之后,它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进一步来看,读者的接受则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读者通过对传记作品的接受,与传主产生共鸣,引起自己的心理反应、行为反应等,使传主的生命价值在读者身上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因此,消费与接受,是对传记生产的一个重要的、长期的检验过程,经过检验,经典性的传记作品跨越时间,超越国界而为历代消费者共享。 传记文学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正如胡适《四十自述·序》所说,传记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它的终极目标是展现传主的生命价值,并使其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从本质上说,传记文学的生产是与物质生产有共同规律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它是由传主(生产原料)、作者(生产者)、传记文本(产品)、传播者(流通)、读者(消费)等要素构成。读者的消费与接受,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环,也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一 读者的消费: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基础按照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意义的消费,指的是读者购买和阅读文学作品,而阅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读者的消费是文学作品实现其价值、目的的基础。传记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以真实为原则,以人物为核心,给读者展现传主的生命历程。人以其个体的自然属性来说,生命总会终了,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这就确定了人的生命的社会属性。由自然生命转换的社会道德生命,则是生生不息,并且不断地扩展、张扬、延续。这种生命的永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记作家文字记录的结果。西方传记文学之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卢古鲁斯传》中说:“我们以为,再现人的形体外貌的纪念像,远逊于可以使人铭记其道德品质的传记。”在号称征服宇宙时代的今天,照片、录像、录音等非文字叙事工具愈来愈发达,但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要展示人的生命的全过程,文字仍然是最好的工具。可以说,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载体,它伴随着人类的进程、人类的生命,它的终极目标是运载着有价值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这个终极目标的树立,首先是来源于人类对生命永恒的期待。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追求,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① 作为个体的生命而言,在其自然的生命过程中,都有追求“生”的欲望和超越“死”的愿望。可是,人的自然生命的结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当幻想世界的长生不老、生命永恒成为不可期待的事实之后,人们还是把眼光转向了现实、转向了自身。释放活力、建功立业,让生命价值得到后人的认可,这才是不朽的生命、永久的纪念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要使自己的生命不朽,就必须有德、有功、有言,这“三不朽”便是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最大、最真实的肯定。当然,德不是空洞的,还必须通过功来体现。屈原《离骚》中“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陈琳《游览》诗中“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体现了个体生命对建立功名的认识。立功,体现着人的生命的活力。没有活力的释放,生命就会枯竭。立功表现在不同的方面,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乃至于各个阶层的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实践自己的生命诺言。而立功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做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才能充分体现出人的生命的力量。像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孔子、屈原、司马迁等,外国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等。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求精神,永远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与立功相连的是奉献。奉献,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扩大。一个人没有奉献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价值。我国古代的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赞扬。像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以其血的奉献,唤醒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他们是不倒的旗帜,永远矗立在人类生命的征途上。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亡并不可怕,但死的要有意义、有价值,这就是人的生命追求。还有立言,可以说是立功的又一特殊形式,文学家、思想家等,把他们的作品、思想传达给后人,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外文化经典无不如此,这也是生命永恒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个体对生命永恒的期待,往往与民族的生命连在一起,体现出民族精神,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中国 的脊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脊梁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的生命追求,正是民族生命的体现。正是由于人类有这种生命永恒的期待,促使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社会才充满了活力,呈现出勃勃生气。而传记则是表现这种生命期待的最好方式,能使有价值的生命永远流传下去。这个终极目标也来源于传记作者的期待。传记作者选择有价值的生命作为传主,将传主的生命历程描述出来,并通过物态化的形式(书籍、影视等)广泛传播,期望传主的生命永远不朽。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明确指出是“传人于千秋”;罗曼·罗兰创作《巨人三传》,期望的是让“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永远与读者在一起,并“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② 在作者的期待视野中,一个重要的目的还在于为后人树立榜样,“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世界各国传记都有这样的目的期待。自传的作者本身就是传主,通过描述自己的生命历程乃至于心灵的剖析,也为世人提供借鉴,并期望读者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我国传记文学史上,30年代先后出现一大批自传,胡适《四十自述》、郁达夫《达夫自传》、沈从文《从文自传》,乃至于建国后出现的溥仪《我的前半生》等大量自传,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卢梭的经典之作《忏悔录》第一部开篇就说:“我现在要做一件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期望通过真实的自我形象,成为研究“人”这门学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传记的目的就是让死人重新活过来,并为现实服务。人类期望自己的生命永恒,传记作者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使有价值的生命永远流传,他们的期待能否得到认可和实现,最终落在读者身上,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从生产化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读者的消费阅读,整个生产过程就没有完结,传记的终极目标就难以实现。传记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能否吸引读者的消费,除经济条件外,还受许多因素影响:第一,消费心理。有的读者消费是为了赶时髦;有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了解传主的一些隐私;有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等等。第二,社会环境。时代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如崇尚英雄、崇拜明星的时代,英雄传记、明星传记就很有市场。如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英雄传记成为传记的主流,而80年代以后,明星崇拜成为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第三,文化水平。由于每个人文化程度的不同,也导致传记消费的不同趋向。第四,现实生活的需要。有的人消费是由于工作、生活的需要,想从传记中学习前人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有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花钱买一些经典作品,以装门面。当然,读者是否购买和阅读传记作品,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价值。如果传记作品是劣质产品,没有任何思想和艺术价值,就不会有好的生存市场。因此,如果只有作者的生产而没有读者的消费,传记的终极目标就永远成为“期待”,没有着落。再从传记本身来说,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在读者未阅读之前,它只是一部潜在的可能的作品,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有当作者期待的读者(隐含的读者)变为现实的读者、进入阅读过程之后,传记的终极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文学消费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除具有一般商品消费的特征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作为一般商品的消费,随着使用价值的结束而结束,有些商品甚至是一次性消费;而作为精神消费的传记文学,尽管一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有被淘汰的可能,但优秀的传记作品具有永久的魅力,能跨越时间、超越国界而为历代消费者共享。我国的许多优秀传记能流传到国外、而我们也能读到外国的经典传记,就在于它们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读者在阅读优秀的传记作品之后,会对传主的生命价值进行理解、评判,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正是从这里出发,传记的终极目标才能开始实现。因此,读者的消费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基础,而消费必须是以阅读为核心。通过阅读,才能进入传记的生命境界之中,体会传主的生命意义,享受作者创造的艺术美感。没有读者的消费阅读,再精彩的作品,也无法实现其价值和目标。 二 读者的接受: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如果说消费和阅读是实现传记终极目标的基 础,那么接受则是实现传记终极目标的关键。有些传记作品虽有一定的消费市场,但只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如一些明星传记,一些专写个人隐私的作品,有读者的消费阅读,有一定的娱乐消遣作用,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读者并不一定接受作品的思想精神。读者的阅读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过程,阅读之后进入更高层次的接受,接受那些有价值的作品,这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只有进入这一层次,传记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西方
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是生命的绵延与生命的冲动。所谓绵延,是说生命具有一种超空间的无限延续的特征,生命是一股无限的“流”。正是由于生命的绵延性,世间才有创造一切的、不断地“创化”过程。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柏格森的哲学是可取的。优秀传记中传主所表现的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读者接受传主的生命,是通过作者所创作的文本而进行的,是第二次生命体认。读者对传记作品接受与否,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而形成的艺术素养、欣赏能力;还有接受动机的不同,有的想学习传主的人格精神,有的想从传主身上得到历史的教益,有的想得到文学的审美享受,等等。但是,读者是否接受,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价值,包括认识价值、艺术价值等。读者通过作品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发现真善美的世界。由于人生经历、文化背景、接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传记中有价值的东西。能满足读者期待视野的传记作品往往容易被接受。由于传记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特点,所以读者所接受的传主,是双重的人物,既是历史的真实人物,又是文学的典型形象,具有双重效果。也许,文学虚构的人物,一般人认为离自己的现实太远,而真实的人物更易于接受,毕竟是活生生的教材,可以得到历史的教益和艺术的享受。在接受过程中,道德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善与恶的评价。善与恶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对立的关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但也由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淀,某些善恶观念也能为人们共同接受。那些被人们共认为“善”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褒扬,并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而那些被共认为“恶”的人,总会受到人们的贬斥,并从他们身上反观自己。当然,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传记作品树立善或恶的榜样,对读者的内心起作用,正如东汉王充《论衡·佚文》中所说:“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人们从褒善贬恶中可以得到借鉴,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传记文学,也具有“镜子”的作用,它既可以反映人类历史的进程,认识过去,也可以观照人的内心,正视现实。它是一条永不生锈的链条,将古人与今人、现在与未来紧紧地连在一起。读者对传记作品的接受,往往会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思想观念、乃至于个人在现实中的处境,领悟作品的内涵意蕴,甚至达到如痴如迷、“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与传主产生强烈共鸣。通过共鸣,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应,并从传主身上得到一种感召力,尤其是那些在逆境中奋发有为的传主,能增强接受者对苦痛的承受力,提高战胜苦痛的信心和勇气。《贝多芬传》译者傅雷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 ③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序》中,由传主的痛苦一生引出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肺腑之言:“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魄。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底价值和离开人生底甜蜜。”在传记的结尾,作者又写道:“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底平原,心中充满了日 常战斗底勇气。” ④ 这就是传记产生的力量。接受者也可以从传主身上反思自身,改变性格中的弱点,以完善自己的人格结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读者一方面为他惋惜,一方面也看到他猛烈的性格对失败应负的责任。总之,读者接受传主,能启迪心灵,强化生命意识。这种启迪、强化,是潜移默化的,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说教所不能代替的。如胡适所言:“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 ⑤ 。好的传记文学,能在读者心灵掀起层层波浪,冲荡他们生命意识的闸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打开门,让生命的激流(也许原来是一潭死水)滚滚而出,汇入人类生命的海洋中去。接受好的传记,还能激发接受者产生行为反应,由传主身上引起心理亢奋,进而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审美感受化为自己实际行动的动力,即“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茅坤评《史记》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 ⑥ 我们读领袖传记,读革命回忆录,读企业家传记,读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的传记,总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激励自己积极向上,并把对他们的学习,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这就是传记所引发的行为反应。这种接受,不是一个读者,也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众多的读者,跨越时空,永远流传,形成一种民族精神,这才是终极目标的实现。如一些优秀的传记,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形成一种精神,如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陈广生、崔家骏《雷锋的故事》结尾说:“雷锋……的英雄业绩,已成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需要雷锋,时代需要雷锋。”传主或以德,或以人格,或以精神,教育后人,激励后人,这才能真正达到不朽。当然,读者接受的是传主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们不一定这样做,我们要的是这种顽强的毅力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屈原沉江自杀,我们也不必去这样做,需要的是屈原精神,那种上下求索的意志和对祖国的炽热之情。由于传记的接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而,它成为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的不同阶段,总有心中的偶像和榜样,接受他们的生命价值,学习他们的内在精神,对自己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