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1)(2)
2016-03-13 01:00
导读：在引述前人的基础上，辜鸿铭发出了“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应该说这番议论十分精彩，它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外古今文论史上的一个诗
在引述前人的基础上，辜鸿铭发出了“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应该说这番议论十分精彩，它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外古今文论史上的一个诗学难题，那便是如何处理诗歌中的哲理内涵问题。自古以来，东方西方，人们都注意到诗歌中哲理内涵的复杂性，既不便贸然肯定与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中的哲理因素，又很难像后来的中国诗人郭沫若等那么毅然决然地否定诗歌中的理性成分。郭沫若曾就有关这一话题在《创造季刊》发表两则内容相联系的“曼衍言”：“耶稣说：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象鼻穿过针眼还要难。有学问的人想进艺术之宫，也是如此。”“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批评家可以在诗里面去找
哲学；做作家不可把哲学的概念去做诗，诗总当保得是真情的流露。”(《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虽然郭沫若说话绝对了一些，但这位有着深厚西方文学理论修养背景的新诗人表达的倒是西方诗学界颇为流行的史学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常所批判的“席勒式”将文学的个人化创作当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记了现实主义艺术，其实就是以理念冲淡了文学，这是诗学界普遍贬斥的现象。然而，席勒的那种融进了思想观念和“审美教育”的创作，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的赞许，赢得了历史的承认。这说明理念进入作品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到底如何理解文学中的合理的哲理成分，诗学界似乎并没有统一的和妥当的定论。在这种情形下，辜鸿铭提出文学中可以有“理趣”但不能用“理语”的说法即可以在构思中融入理性的思想趣味，但不能直接进行思想观念表达应该说是一种很有见识也比较行得通的理论建树。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理趣”、“理语”等概念来自于中国古代文论，但辜鸿铭同样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了建设性的贡献。一般来说，审慎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都不会偏激地否认哲理在文学中的价值，至少文学中的理趣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钟嵘《诗品》序对诗歌中的“理过其辞”现象予以批判：“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对此，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分析，钟嵘所说的这些人诗歌的道德化现象，不过是缺乏“理趣”而已，并不是他们重视诗中理念的过错，“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刘熙载推崇理趣，主张诗可以而且应该表现理趣，不过不应将理念或哲理生硬地表达出来，且束缚住灵感与想象，那就成了一种“理障”(注：“理障”的概念显然与明代文论家胡应麟的学说有关，后者在《诗薮》中说：“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这里的“程邵”是指程颢、程颐、邵雍这些理学家、道学家以及他们的诗作。) 。因此他提倡诗中“有理趣而无理障”，但他没有清晰地划分出“理趣”与“理语”的界限，他称赏“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这里的“理语”就是“理趣”的别称。辜鸿铭所引述的袁枚也将“理语”含混于“理趣”：“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随园诗话》卷3)可见，在辜鸿铭之前，古代文论家一般都是将“理语”与“理趣”混为一谈。
辜鸿铭富有创造性地区分了“理趣”与“理语”，将理性的思想内核与理性的文学表达区分开来，承认一定的理性思想内核在文学创作中的合法地位，同时认定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达不应是逻辑的、理念的句式。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问题是辜鸿铭在解决这一中外文论和古今文论的共同难题时显得那么漫不经心，这倒不是他的故作矜持，而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样的理论创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丝毫不准备放弃的包含着道德教化的理趣、理式和理念，他认为文学必须承载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道德教化，即诗教。诗教是辜鸿铭文学观念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作为观念它十分古老，然而辜鸿铭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古老，而绝不是自己的理论开拓与创造。尽管他的一些文学批判出语不凡，但在强调文学的诗教功能的理论前提下，辜鸿铭不需要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