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1)(3)
2016-03-13 01:00
导读：二 辜鸿铭提出过这样的文学研究观：“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要研究，一定要将其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系统地研究，而不能割裂零碎”。这是十分妥当
二
辜鸿铭提出过这样的文学研究观：“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要研究，一定要将其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系统地研究，而不能割裂零碎”。这是十分妥当的观点，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所进行的高层次的研究。然而，任何富有创见的观念在辜鸿铭这里都可能包含着诗教的倾向。他接着引用阿诺德的类似观点对整体研究的重要性作了点示：“无论是全部文学人类精神的完整历史还是那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贯通理解时，文学的真正力量才能体现出来。” [1]127他搬请阿诺德为他的“整体研究观”张目，实际上就是要以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诉诸外国研究者，要求他们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学，理清中国文学中的“真正力量”。这种“真正力量”就是他要宣说的“仁”、“义”、“礼”等，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春秋大义。这些他真心诚意地向世界推介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文学“整体研究”的必然结晶。
从保守的方面而言，辜鸿铭一直充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辩护师；从积极的方面而言，他一直带着民族自豪感表达着对中华历史人文的深深尊重。他关于整体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注重民族文学真正力量的精辟论述，都是以中华历史人文作为理想的对象的，正如他在《呐喊》中反复强调的，中国是“君子之国”，拥有“孔子之教”和“君子之道”的文化传统，“她不仅能拯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世界和目前世界的文明”[2]524。这是辜鸿铭关心中国文学并热烈推介中国文学真正力量的最后动因和根本动力。面对中国文学是如此，面对中国语言也是这样，他曾针对一些外国人非难中国语言和东方语言的文学表现力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提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1]94为此他举了大量的例证，分别从汉语表达与
英语表达的对比研究中非常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汉语超卓于其他语言的非凡的诗性魅力。他的举证和分析足以让一个愿意公平地对待汉语的外国人相信，中国文学是一种“用极其简明的语言表达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文学”，它在“诗意的简洁”中“带着一种不可言状的优雅、庄重、悲怆、哀婉和高贵”[1]94-97。这无疑是有关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的一种精辟之论，但这样的论述在辜鸿铭那里远不仅仅是学理的，更是一种文化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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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的文学态度，特别是对于中国历史人文精粹部分的中国文学的态度，令人十分敬佩，尽管这其中掩藏着迂腐的德教内涵和平庸的诗教吁求，尽管这种迂腐平庸的东西常常使他的精彩、灵异的文学议论和理论独创被磨蚀得黯然无光。辜鸿铭是一个文学家，至少将他定义为文学家远比定义为政治家或哲学家更为准确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但在他自己，却很少以文学的创获为自己的归宿，他的归宿仍是在德教、诗教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理想。于是他似乎从不以文学为意，更不以文学为旨，而只是以文学为用。他在用文学的笔法对于社会政治和文明进行批评时，也即他在进行批评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时，他是那么富有神采和才情，文学的性情和灵感伴随着丰富的文学知识如漫溢的地泉肆意于永不干涸的沼泽；不过他在真正进入文学批评的角色时，由于他并不从心底里认同这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哪怕在进行纯粹的文学活动，他也还是神情不属地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对于政治，对于历史，对于各种文化问题和文明现象他常常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从知识的到观念的，从文化立场到人文态度。或许有些错误，例如知识性的错误，可能并不是真正出于辜鸿铭本人，而是出于翻译者的误解，例如《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提到《女诫》，称作者是“汉朝伟大的史学家班固之妹曹大家或曹女士”[1]73。《女诫》作者班昭(约公元49—120年)，加在前面的曹姓乃是其夫(世叔)姓，无论是按照中国习惯还是西方习惯，处在这种关系中的班昭或许可以称为曹夫人、曹太太，但断乎不能称之为“曹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