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谐美育思想的精神原型(1)(2)
2016-03-20 01:08
导读：二 西周文化是在夏商两代文化基础之上，经过漫长演进所形成的一种在精神气质上较为稳定的礼乐文化，它有如下特征： 第一， 具备尊礼重德的人文精神
二
西周文化是在夏商两代文化基础之上，经过漫长演进所形成的一种在精神气质上较为稳定的礼乐文化，它有如下特征：
第一， 具备尊礼重德的人文精神和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
周初统治者从思想意识角度充分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教训，指出由于不重视行德，夏商才会被天命所弃。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尚书·召诰》）
在西周统治者看来，夏商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因而在周朝建立统治之后，就特别重视在政治上“积德行义”，施行德政。《尚书·召诰》有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左传》记载《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书·君陈》），“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尚书·旅獒》）。可以说，正是在思想上深刻认识了夏商两代灭亡的惨痛教训，西周统治者由此特别强调“德治”，以求天之永命。
西周统治者强调德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二是对“己”。应该说，“保民”思想是西周德治的一个突出方面。武王伐纣灭商取得天下之后，反思殷商的历史教训，提出告诫：“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意思是要从民心来监察自己的统治，这样统治才会长久，而不会象殷商那样由失去民心而失天下。而后文王、周公更是格外重视向统治集团内部宣传这种“保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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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尚书·康诰》）
“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尚书·康诰》）
“丕则敏德，用康乃心，厥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尚书·康诰》）
“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尚书·多方》）
同时，在这样一种保民思想和信念里，也发展了西周统治者“民意论”的天命观。这种观点的主旨就是“天民合一”的思想，即天意在民，民意即天意。[2]在西周统治者看来，天命的神学形式仍然是很重要的，但在内容上应更注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样就使得西周政治明显不同于殷人尊崇鬼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礼记·表记》）的神权政治，而更倾向于“尊礼尚施，事鬼敬礼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礼记·表记》），呈现出一种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这也是西周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在政治上大力推行这种德治外，西周统治者还强调对内对己的崇德、明德，即加强自身对“德”的品性修养。在他们看来，“德”不仅是人们从长期习惯中自然形成的观念和准则，而且也应该成为统治阶层自觉的、有目的推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只有这样，才会“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因而，周公旦不仅树文王之德为后世德行之典范，对己更是效法文王修明德行的作风，一生辅国安邦，最终成为儒家理想人格之典范，也是孔子一生效仿与追随的榜样。同时，在重视德治的过程中，西周统治者还加强了对“礼”的规定，建立了更为完整、系统和严密的以血缘关系、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礼和礼制。如果说“德”是对人们内在修养的一种规范，那么“礼”就是对人们外在行为的一种规范。而礼治的完成，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对于“德”的修养，这样，被统治者才会心悦诚服于统治者。在统治者身上强调礼与德并重，并在以文王、武王、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集团中得到充分发展，正是西周社会走向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形成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