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本真存在的诗性建构(1)(2)
2016-04-13 01:07
导读：诗中寒月照人，凉风拂衣，琴声自指下淙淙流出，惊起孤鸿哀号，宿鸟悲哀。在夜的深处，一颗孤独的灵魂在徘徊，在独自忧伤。这种悲哀沉痛、无可奈何
诗中寒月照人，凉风拂衣，琴声自指下淙淙流出，惊起孤鸿哀号，宿鸟悲哀。在夜的深处，一颗孤独的灵魂在徘徊，在独自忧伤。这种悲哀沉痛、无可奈何的嗟叹，萦绕着阮籍生命中的日日夜夜，使他终生咀嚼不尽生存的苦涩，因而也凸现了一个沉重的生存、一个孤独苦闷的灵魂。他就像尼采一样，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漫游的荒原之“狼”（尼采说自己是“孤独之狼”），失落了心灵的家园和情感的栖居地，他生命中的所有一切均陷入空虚和绝望。阮籍的孤独情结又转换为审美体验的媒介和艺术创造的催化剂。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阮籍艺术世界的一个富有美学魅力的母题，因而使他的
诗歌具有别样的沉郁之美。因此，孤独包含着深刻有趣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孤独是精神信仰的深刻危机，这无疑是“存在之家”的丧失和强烈焦虑的来源，造成精神的痛苦和空虚；另一方面，孤独又是精神界有意识的沉醉对象，是想象力借助于审美体验的自由解放，属于心灵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高蹈和漫游 [7]。因而，孤独具有了一种悲剧的美。阮氏身处的特定时代，使其孤独苦闷的情结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涵。据《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生活于朝不保夕的社会中，生命得不到保护，人生被冷落，欲隐不能，欲仕不忍，浓重抒发的无可奈何的忧生情绪更显示出生命的脆弱、诗人内心的焦灼以及人生的悲剧。因此，在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8]。这样的感叹是郁积于心的苦闷散发出的炽烈情感力量，正是这股炽热的情感力量，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的生命、存在思索的深化。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阮籍对生命意识沉重的感叹有着密不可离的历史传承。自先秦以来，对“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就深植于历代文人中，很多思想已经提出了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周公的保民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重视。但统治者为了称霸天下，编造出一系列的神统论来麻痹人民，人民处在神权统治之下，一切以神的意志为中心，忽视了作为个体生命而存在的意义。东汉末至魏晋易代之际，国家陷入混乱动荡，社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忧患和磨难，人们对儒家长久以来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把目光投注在了自己身上，人的自我意识得到确立，人权向神权提出了挑战。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它实质上标志着人的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因此阮籍的创作充满着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9]“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10]
阮籍的思想最深处常常跳动着一股久久让人难以平息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对每个阶层的人都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失意者哀之，得意者叹之。但是在中国文学中，生命意识总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凉。庄子看穿了历史王道的昏聩与当时社会的黑暗，为了保全生命则向往“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以一颗热忱的心关注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人们寻找到一个全生的方法——逍遥避世。自此以后，归隐避世成了大多文士们失意人生的必然选择，拒断社会价值的关怀而指向生命本身是其终极意义，这一点在阮籍思想中表现亦很明显：“闲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趋而居不处，处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11]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这里，阮籍超越了一切世俗功利的追求，投入到心与“道”冥自然无限的逍遥理想境界中。尽管生命如此短暂，人生无常，但如果将“道”作为人类精神的支持点，那么痛苦也就消解了很多。因此，阮籍从逍遥游的境界中找到了缓解人生痛苦的方法，并第一次将庄子思想化为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归宿。但阮籍比庄子更具现实意义和人间情味。他任情背礼、狂诞不羁，勇于坦露自己真淳自然的人格追求。如《晋书》本传中记载：邻家有位美少妇，“当垆沽酒”，阮籍常去饮酒，并醉眠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返。”“籍又能为青白眼”……足见他心地纯洁坦荡，以真淳自然的审美人格形态大胆地坦露出人格本态，追求自然本真的生存方式。阮氏心中涌动着的股股生命意识在遭遇无可奈何的黑暗现实的彷徨苦闷的“劲风”下，形成了强有力的张力，把他引向了一种超迈诗意的人生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