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
2016-04-12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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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464年，南朝宋孝武帝死，嫡长子刘子业即位，历
(一) 公元464年，南朝宋孝武帝死，嫡长子刘子业即位，历史上称前废帝。他是中国古代一个有名的昏暴君主。其罪行被认为“武王数殷纣之衅，不能狡渫蛞唬换艄馐椴邑之过，未足举其毫厘?FONT color=#0000ff>[1]。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他统治下，“苛罚酷令，终无纪极，……阖朝业业，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2]，以史料来印证，大体是不错的。
对待这样的君主，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采取什么态度?这就是力图“废昏立明”。《宋书·蔡兴宗传》提供了范例[3]。
蔡兴宗出身济阳考城(当今河南民权东北)蔡氏，为著名高级士族，时任吏部尚书。史称他原来以为前废帝即位时年纪尚小，有些失德处，慢慢自会改正。谁知后来越看越感到已不可救药，于是为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积极投入“废昏立明”活动。
他首先鼓动太尉沈庆之发动政变，说：“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如果起兵)指麾之日，谁不景从，……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沈庆之不敢，但回答“深感君无已”，证明内心是倾向废昏立明的。
蔡兴宗于是又鼓动领军将军王玄谟发动政变，说：“今以领军威名，率此为朝廷唱始，事例立。”王玄谟也不敢，派人通知兴宗：“期当不泄君言。”实际上也表明，对别人搞政变并不反对。
后来，蔡兴宗又鼓动“专统禁兵”之右卫将军刘道隆带头起事。不过，这次表达意思极含蓄。他在道上遇到刘道隆，意味深长地说：“刘公，比日思一闲写!”胡三省注：“闲写者，谓欲清闲写(倾吐)其所怀也。”[4]意即要找时间商量起兵之事。刘道隆“深达此旨”，但也不敢，“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刘道隆是前废帝所宠信的人，看来也无意于揭发暗中酝酿的政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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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臣，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别的大臣搞政变，在
中国古代史上实属罕见。《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废昏立明，非常之谋也。蔡兴宗建非常之谋，既以告沈庆之，又以告王玄谟，又以擿发刘道隆，而人不敢泄其言，何也?昏暴之朝，人不自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盖人心之所同然也。”
事实正是如此。在蔡兴宗以前和以后，都另有一些政变活动在暗中策划着。终于，湘东王刘彧及其部下阮佃夫等一支势力，政变成功，杀前废帝，立刘彧，是为宋明帝。(二) 从《蔡兴宗传》和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呢?
第一，突出反映了封建皇位父死子继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
如所周知，封建皇位父死子继，特别嫡长继承制度，具有防止、减少皇位争夺，稳定统治秩序之作用。王国维说得好：“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指立子、立嫡)者定，任人(指立贤)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5]这是剥削阶级长期经验之积累。然而这样一来，皇位继承定则定矣，却不能避免合法继承者可能是个昏暴君主，最后仍会导致统治秩序的不稳定。中国古代这种例子颇不少，此处前废帝又提供了突出的一个。他早在当太子时已“狷戾日甚”，“多过失”，遭父亲孝武帝谴责，甚至有可能被废掉[6]，但因是嫡长子，自有人出于各种动机替他说好话，太子之位终于保存了下来。等孝武帝一死，他便合法地登上皇帝宝座。类似这种根本不配充当地主阶级最高政治代理人，而根据继承制度却成了君主的例子，南朝绝非个别。赵翼曾专门写了《宋齐多荒主》一文[7]，记述其事。结果如何呢?这些荒主一旦继位，按照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又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丑恶本性便进一步迸发，暴戾恣睢，胡作非为，周围有政治头脑的臣子明知这严重危害着皇室、各级官吏及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谁也无法、无权阻拦。前废帝时，太尉沈庆之功高望重，想通过苦口婆心劝谏，让他回心转意，不但不起作用，后来反被赐死。王玄谟是宿将，有威名，“屡表谏诤，又流涕请缓刑去杀，以安元元”[8]，废帝大怒，虽未受罚，但对挽救统治危机丝毫无济于事。太宰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仆射颜师伯“密谋废帝”，被告发，全部处死；而且断绝义恭肢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徐州刺史晋熙王刘昶为废帝所忌，被迫于彭城举兵，想用地方兵力推翻暴君。然“移檄统内诸郡，并不受命，斩昶使”，连州内“将佐文武，悉怀异心”，刘昶只得弃州逃往北魏。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助长了前废帝的嚣张气焰，给封建统治进一步带来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