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诗古微》探微(1)(2)
2016-04-16 01:03
导读：可以说，二刻本正是在初刻本基础上，进一步联系现实，深化三家大义的结果。这种变化，正体现了魏源治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以考证的方式论述，发
可以说，二刻本正是在初刻本基础上，进一步联系现实，深化三家大义的结果。这种变化，正体现了魏源治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以考证的方式论述，发挥三家《诗》微言大义的宗旨，是魏源《诗古微》最根本的特征。魏源以“古微”命名，就表明了他意在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当代学者李瑚先生也谈到：“魏源作《诗古微》的目的，在于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用以辟毛郑《传》、《笺》的肤说泛议，以前史为鉴，以《诗经》当‘谏书’，以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幸福的目的。”[7]魏源在发挥三家之义的时候，绝不空发，都是在结合具体考证的基础上予以证明。并且贯穿清代考据学家“孤证不为定说”的治学宗旨，多以“请列多少征以明之”标示，罗列证据，详为考证。晚清的三家《诗》学，既脱不了乾嘉汉学重视考证的影子，又有紧密结合实事发挥“微言大义”的经世之用，也就是王国维所总结的：“龚、魏兼具乾嘉专门之学，及清初诸老经世之志。”[8]在注重考证的基础上，以发挥今文大义为宗旨的《诗古微》，在具体的考释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发三家之微言，以驳《毛诗》之误说。这是《诗古微》著述的根本点。对于《毛诗》的反驳，首先从传授渊源上，就流露出与三家《诗》的传授相比较，《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在考证三家《诗》时，都有明确可据的传授渊源。而《毛诗》的传授则采用《经典释文》引徐整言，注明徐乃“三国吴人”；及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言，又注明陆“亦三国吴人”。意在说明三国时期以前，并没有人谈到《毛诗》的传授源流。如果真如二者所言《毛诗》传自子夏，那么为什么三国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呢？并且二者所记源流不一，更增加了《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一个连渊源传统都无法考证的诗派，它的诗说怎么能不令人怀疑呢？因而当四家不同时，当然以三家为是毛为非了。其次指出《毛诗》的篇次多为有误，并指出《毛诗》的一些说法违误。如在说《驺虞》之诗时，在考证三家以驺虞为官名为长，毛以为兽名为非的基础上，引伸发挥道：“《麟趾》、《驺虞》，王道之成也，自家及国，风化美而贤才多，察乎天地。”也是针对治世安国而言。在《邶鄘卫答问》中，列举八例以三家之说来证《毛序》刺、淫说之失，等等。这也是魏源发挥三家大义，以明周孔治世之志的重要部分。通篇观览《诗古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全书有不少的证明《毛诗》之失处，但也有许多以三家倡志发明毛义的。这表明了魏源并不是全然否定古文《毛诗》，而是发挥三家之说，以争得三家与毛同等的经学史地位，打破《毛诗》一统的局面，以完成通经以致用的学术理想。
其二、诗、乐为一，周时无不入乐之诗。魏源在二卷本中有专门四篇《诗乐》，二十卷本中有通论诗乐，包含三篇《夫子正乐论》及《附考乐章节次》一篇。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魏源的诗乐观。在《通论诗乐篇》对先秦礼乐与诗进行考证，从而得出：“周时无不入乐之诗”。这一论断为后来学者所证实，解决了争论几千年的诗乐问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9]肯定了魏源的诗乐合一观。
其三、“谏书”观念的直接表露。魏源在具体的诗篇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有的时候在阐发议论中，直接表露出来。如《周南答问》中，解《麟趾》，《毛传》“公姓，公同姓”时，引《左传》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后，发表感言道：“《周南》当殷之末世，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之仅存者，经纣数十年之荡涤，已无复存。及文王积功累仁，移风易俗，人材蔚兴，变凉德为敦厐，变贪竞为推让。盖南国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独美周国之公子也。”[10]这实际上是对当朝统治者施政的谏言。《召南答问》言《甘棠》召公之意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在树立为民立政的形象。魏源“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发挥三家微言大义而著述《诗古微》的目的，就在于“以《三百篇》为谏”，从而提出自己的施政箴言。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房瑞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