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1)(2)
2016-04-25 01:04
导读：不难看出，“词章”研究实际上一直到清代中叶的桐城派手中，才真正被纳入到正统的“学术”范畴而开始成为了学术之一种，但它仍然只是通往“经学”
不难看出，“词章”研究实际上一直到清代中叶的桐城派手中，才真正被纳入到正统的“学术”范畴而开始成为了学术之一种，但它仍然只是通往“经学”的途径之一。在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看来，“词章”即使可以被视为“学术”之一，却依旧不能作为学术的主流而存在。梁启超在戊戌以前尊康有为主教即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又说：“所谓‘纯’之文，极所轻蔑。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学的考证’之一途。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刘师培在考察近代中国文学的变迁时也曾指出：“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是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
从学术演进的角度上看，传统中国的“词章”研究并不是依据“历史”(纵向)与“知识”(横向)这类的维度构建起来的，因而从根本上缺乏一种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学术品质与学科基础。但因其包含了后世“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词章”又不能不被视为汉语“文学”研究的历史“正源”。所以，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把“词章”这一混杂着“经学”、“理学”、“心学”甚至“佛学(禅宗)”等等内涵的混合体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而另一方面，那类并不纯然属于“词章”本身的核心范畴如“文”、“辞”、“体”、“笔”等等也同样成为了文学之“理论”的基本支撑。这也许正是造成后世“文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模糊”(常与
哲学或历史等学科相交错)与“学科范畴混乱”(文学理论、诗学、美学、
文艺学等范畴的混用)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展开，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之“审美”内涵及学科设置日渐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心，一种以外在的“知识观照”为基本方式的“文学”研究体式开始取代中国传统“词章”研究的“文体辨析”与“直观感悟”等等模式，进而奠定了现代中国之“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范型转换的优势在 于，它能够使“文学”研究本身获得某种相对清晰的方向感，同时也有利于文学自身理论的体系化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潜伏了某种几乎无可避免的隐患，即在文学理论自身逐步完善的体系化过程中，文学研究很容易深陷于僵化的知识描述而与充满活力的文学现象脱节，由此也将使“文学”研究本身最终失去其鲜活的感性生命力。
二、从“词章”到“美术”：“文学”之学术特性的初步确立
钱穆曾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晚清学术思想的深刻变化无疑首先来自于由“西学”引进所带来的空前的“知识”冲击。有清一代，对于西学的引进大致历经了“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废中立西”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所谓“西学中源”主要是为了在“中学”的“知识”结构框架内为“西学”寻找到某种得以立足的合理依据。而所谓“中体西用”，按照张之洞的意见，即是指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仍当被奉为根本之学(本体)，而西方的政艺之学则只能致用。但事实证明，强行将一种有着自身科学逻辑与结构配置的“西学”知识体系，分解、重组并纳入到另一种非科学结构的知识系统之中，其结果，知识的不断增殖与系统容量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造成既有结构系统的膨胀、裂变和最终的瓦解，“中学”的知识配置标准因此也不得不进入到以“西学”知识分类系统与学科体系取代“中学”的“废中立西”的全新阶段，这种变化首先意味着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本身发生了深刻的裂变，而对于西学整体知识结构的重新认识也成为了学术资源配置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而言，就首先必须对传统学术中的所谓“词章”、“文学”等基本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全新的定性和定位。也正因为如此，晚清民初才出现了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对于“文学审美”的“精神”特性的大力张扬，作为独立范畴的“文学”在其内涵、外延、功能及形式特征等等方面的基本学术品质也才真正得到了初步的确立。“文学”也因此从中国传统的“非学术”形态一变而成为“学术”之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