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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1)

2016-04-25 01:04 【内容提要】
作为独立学术系统的“文学”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西学移植的结果，而应当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的“词章之学”为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其二是清季民初学人以从“词章”到“美术”的转变为“文学”之基本学术品质，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其三是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出现，使民初“文学”的学科定位实现了从通识学术向专精学术的转化，最终确立了“文学”学科的基本形态，由此才导致了“文学”学科自身的知识增殖与知识变形，并最终形成了后世“文学”研究始终游移于“致用”与“审美”之间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 学术 词章 美术 文学 　　作为独立学术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发轫于中国近代审美思想的转换及以现代教育体制为依托的文学学科的逐步确立，其间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西方美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冲击固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一切变化都必然是以其内在的转变为根本的，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与学术意识在吸纳西方“美学知识”与“学科范畴意识”的基础上，最终才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及其独立学科的学术品质。
　　
　　一、传统“词章”之学的学术定位
　　
　　传统中国的学术研究有其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特定的思想背景与学术谱系。历时两千余年的“经学”一直是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而存在的。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学术的特定“知识”范型，并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规范、知识形态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但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在清代中叶以前，其学术本身“政一学”一体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汉学和宋学两大流脉，汉学重疏证，以此形成了后世“语言”诸学科的基础；宋学重达意，从而构成了后世以“伦理”为核心的诸学科的雏形，在中国整个的传统学术框架内，其实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学科的“文学”的独立学术地位。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音韵)”与“词章”两大部分，鲁迅所称的汉末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主要指的还是“文章”的“文体意识”的初步确立，即“以文(章)为学”，或者说开始自觉地把“文章(文体)”本身看作是基本的研究对象，而并不是指“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意识。此外，中国古代的所谓“诗学”实际上包括了“《诗经》学”与“诗(词)话”两种形态，《诗经》的注疏、考证及释义属于正统“经学”的学术范畴，而“诗(词)话”则主要属于“恰情之术”，所以常常并不被视为正统的学术研究，这种情形与西方的“诗学”范畴有着根本的区别。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学术基本属于“通识”研究，其自身并没有具体的学科划分。古代中国虽然也有所谓“六艺”、“七略”、“四部”等等之类的说法，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类。因此，对于“词章”的研究本身常常只能依附于其他的学术研究；即使在有了初步的“词章”研究的类别意识之后，其研究本身的地位也一直是很低的。宋代的程颐就曾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日文章之学，二日训诂之学，三日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同时又特别强调：“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这种看法经王阳明和戴震等人的承继，一直到清中叶以前，“词章之学”始终都是尊“实学”为正统的学者所鄙视的范畴。比如，戴震就认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只不过到清中叶桐城派勃兴，为了协调汉宋之争，“词章”一门才基本上被纳入到了正统学术之中。姚鼐有云：“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曾国藩又进一步分学术为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他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就“文字”和“音韵”而言，而他所认定的“词章”与“文学”的区别则是：“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