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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1)

2016-05-04 01:01 理学实际肇端于中唐文豪韩愈，其一开始便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至宋代，吸纳了佛、道两派部分学术理论的新儒学——理学开始走向繁荣，南北朝以来的“三教鼎立”局面目日趋瓦解。元代理学继续延续着宋代的兴盛，进而成了官学，造就出了一大批理学家。但整个元代却未能涌现出一个像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一样影响巨大的理学大师。倒是培育出了一大批富有理学精神的诗文作家，或者说有着学者与文人双重色彩、理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新一代理学家。宋代理学家探究的是“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之学，他们大多反对文学性，鄙夷创作。这些风气并未被元代理学家所继承。相反，他们大多主张“儒者诗人合二为一”，在重视理学根基的同时，强调文学的作用和个性。因此，从由宋入元的金履祥，到元代的郝经、许衡、姚燧、刘因、吴澄、虞集、欧阳玄、揭斯、许谦、黄潘、柳贯、吴师道、吴莱、傅若金、戴良等人，都有深厚的理学根底，有薪火相传的理学师承，同时，又都是元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家，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
　　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人，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
　　吴师道生活于理学渐盛的元代中期。据《元史》载：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年少即善记览，工词章，才思涌溢，发为歌诗，清丽俊逸。弱冠后，慕宋儒真德秀之学，遂有志于理学。尝就教于同郡金履祥、许谦，习惯一分殊之义，一本朱熹之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曾任高邮县丞、国子博士等职，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故有“吴礼部”之称。有《礼部集》20卷传世。《吴礼部诗话》是吴师道诗学观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1)弘扬理学正统，昌明雅正诗风；(2)高标民族气节，表彰抗金英雄；(3)总结唐宋诗论，主张师今师心。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首先，由于吴师道等儒学文人的坚持，使“雅正”诗风成为元代中后期的主流。在元代诗歌创作与诗论发展的文化背景中，理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理学成熟于宋代，但终宋之世，理学始终没有被政府当局立为法定的官学。到了元代中后期，程朱理学才被定为正统，奉为官学。吴师道少时即师事理学家金履祥。金履祥与何基、王柏、许谦合称“北山四先生”，为朱熹理学的重要传人。故吴师道颇得理学正传：“其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守师传。”卷一譬如《吴礼部诗话》一开头便对东汉仲长统的《述志》诗提出批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昌黎志辟异端，而汉三贤赞，统与焉，殆未之察也。”仲长统本属儒家学者，所著《昌言》，思想也算规矩，故而连唐代大儒韩愈也赞其为“三贤”。可吴师道认为仲长统得罪儒教，连韩愈也有失察之过。其捍卫儒学正统之志可见一斑。接着讨论朱熹的《感兴》诗，更是体现出他对“圣贤操存之要”和世人“逞其私见，穿凿以为知”、“异端词藻之害道”的严正态度，从而也集中体现了吴师道诗论力辟邪说、捍卫理学正统的主旨。又如他对卫武公作《抑戒宾筵》诗刺周王一事评论道：“卫武公《抑戒宾筵》二诗，极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归。至于丧乱回通等语，皆所不讳，盖所以致其警戒之切尔，旧序之言为是。”后人因卫武公年九十五而作《抑戒宾筵》诗以刺周王，称其大贤，并将之与周公作《酒诰》相提并论。吴师道在此点出题旨，颂扬的就是儒者所竭力倡导的文臣死谏精神，突出一个“刺”字。再如他解读韦应物《逢杨开府》诗“因见当时三卫恣横，身在其列，故托以自言，亦古人之意”，同样体现了他严格遵循诗歌应有“美刺”之职的儒家正统诗论观。至如其论《豳风·七月》，以为“天人相感之际，亦学者所当究也”，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比较正统的儒家文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