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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的基点在哪里(1)

2016-05-02 01:05 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如今已成为“世纪末的隆重话题”，而之所以要重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对于这一诊断，文艺理论界的人士大概都能心领神会，但是，诊断清了病因是不是就能做到药到病除呢？恐怕没那么简单。笔者认为，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重建之前，首先需要选准重建的基点，而基点的选取又要同时考虑民族性、世界性与当代性这三重因素。任何一种有意无意把某种因素当成第一乃至唯一的重建心理和重建计划都可能导致基点选择的失败，甚至会把整个的重建工作引入误区。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此文中主要想对部分流行观点提出质疑，以期我们能对重建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一

谈到文论失语症，一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失语之病根主要“在于文化大破坏，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在于与传统文化的巨大断裂，在于长期而持久的文化偏激心态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1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近百年来基本上“处于被告地位”，所以古代文论“虽有整理、研究，但蜷缩一角、奄奄一息，最后成了扫荡对象，直到80年代才算缓过气来。”2因此，“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3更具体地说，便是如何做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如果这一切工作做好了，重建便落到了实处，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传统文化、古代文论长期处于被告地位，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让它们以一付无辜受害者的面孔登场亮相恐怕不符合基本常识，而把它们打扮成拯救当代文论的文化救星，这一角色又多少令人感到可疑。让我们先来看看传统文化，在我看来，现在大陆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普遍青睐，实际上还不是一种充分的理性选择，而是更多的带有某种情绪化的色彩。当我们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忽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无话可对时，我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某种焦虑心理；当海外的新儒学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终于打开了大陆市场并在大陆找到了他们的学术代理人之后，我们又照猫画虎地拥有了某种逆反心理；当后殖民主义的警钟长鸣、整个东方有可能陷入后殖民化的险境之后，我们又心有余悸地多了一层恐惧心理。此外，还有西方不亮东方亮、下一个世纪是东方的世纪等等之类的神话不断问世，我们似乎又平添了许多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虚构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侠客心理，预支出了一种得胜还朝的翻身心理。上述种种心理相加在一起，很容易冲昏我们的头脑，模糊我们的视线，进而使我们丧失对传统文化的清明判断。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如果冷静地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便会发现传统文化被告地位的形成尽管有历史的原因、人为的因素，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重大缺陷视而不见的依据。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观点和术语的进一步引进给我们带来了失语的同时，事实上也给我们带来了打量传统文化的新的视角。比如，当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把“克里斯玛”的涵义进一步扩大而用于传统方面的研究时，我们发现任何传统作为某种规范性力量，其规范性必须首先建立在某种神圣的权威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被赋予的克里斯玛特质上。这是人们信奉、敬畏它的理由，也是它能够存在并进而向人们施加其影响、呈现其魅力的前提。而“一种传统如果失去了其克里斯玛特质，不再被人们感到是超凡的、神圣的、或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意义的，那么人们便不会为其献身或坚决捍卫它了，同时它也逐渐失去了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了。”4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以为传统文化发展到后来，其主要缺陷正是在于那种克里斯玛特质的逐渐流失所形成的严重匮乏，而这种匮乏又导致了政治权威的弱化、道德理想的异化和艺术精神的僵化，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才有了种种“求新声于异邦”的切实行动。假如把五四时期的激进姿态看作是一解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并无罪过，有罪的恰恰是它解构的对象。然而，现在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是，我们一方面享受着五四文化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一方面却又对五四本身耿耿于怀，对五四革命的对象含情脉脉。这种为了旧传统而不惜否定、抛弃五四文化新传统的心态起码不是一种健全的心态，而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去重建当代文论话语，恐怕会带来许多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