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1)(2)
2016-05-19 01:03
导读：作者提出上述观点不仅是对他本人及前人实证研究的概括和提炼，同时也是深入的理论反思的结果。 作者以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以及西方流行的关于
作者提出上述观点不仅是对他本人及前人实证研究的概括和提炼，同时也是深入的理论反思的结果。
作者以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以及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此说在二战结束后遭到批判，60年代以后又在近代化论中借尸还魂，以专制帝国论的新面貌出现（第169页）。此说突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封建制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所经历的特殊的社会体制（第37、38-39页）。较流行的理论包括白乐日（书中译为“巴拉修”）的官僚社会说、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说”等，在六朝史的研究中矢野主税与越智重明提出的贵族为寄生官僚说与之遥相呼应。另一种观点则是基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此说是为了克服“停滞论”而出现的。认为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是秦至唐的家父长家内奴隶制，宋以后流行的佃农制则是作为农奴制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标志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第26页）。
前一种观点是“多线论”，认为西方以外的地区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后者则是“单线论”，认为中国与西方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轨迹（第1-2页）。不过，在作者看来，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其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以西欧近代社会为标准所得出的结论”（第2页）。前者是从欧美中心的立场出发的认识，将非欧洲世界看作欧洲世界的虚像，让非欧洲世界扮演了强调欧洲世界优越性的角色（第55页），具体说来强调中国的官僚制而忽视了官僚制中自下而上的约束作用（第181、183页）。后者只重视中国与西欧社会的共同性质，并以此为据解释中国社会全体，而遗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性质，即以自耕农为主题的共同体社会的长期存在（第19页）。
大学排名 基于对流行理论的深入批评，作者开始摸索新的分析思路。他强调要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去理解其构造与发展机制，反对套用西欧的模式分析中国，乃至其他非欧洲民族。在分析封建制问题时，他指出“不可能把这些民族（指非欧洲民族——引者）的历史局限在欧洲历史的范畴中。说句大胆的话，我们必须从内部入手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些民族主体历史的新方法”（第54页）。在为中文本所写的自序中，他又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是“出于如何以中国固有的逻辑来把握中国史全过程的动机所提出的一种假说”（第9页）。在40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环境下，这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作者经长期潜心研究，在继承内藤湖南创立的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以及六朝地位与特点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六朝历史的系统解释，力图在把握中国历史基本性质的前提下揭示其发展变化。其努力正是试图超越上述两种思路。
具体说来，作者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二是对精神世界的高度重视。
首先，作者力图通过从基层社会结构关系理解历史的进程，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用作者的话说，他的研究是“以六朝时代为中心的社会基层结构的考察”，并基于此而“论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特性”（前言，第1页）。作者相信六朝时代的特点是其社会为贵族所支配，其研究是围绕六朝贵族展开的。这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极多，不过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贵族如何控制朝廷，而是另辟蹊径，探讨他们如何在乡党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进而确立他们在乡党中的地位，并由此进入官界，在朝为政。作者对于汉末以后的基层社会的变动十分注意，他反复提到三国时期“村”的出现的历史意义（第85-86页、286-289页），从社会最基层的聚落的变化中挖掘社会变迁的轨迹。尽管其说不无可酌，但这种分析显然是有深刻的启示。此外，作者着力探讨了贵族如何与乡党结合构成“共同体”，涉及贵族赈济宗族乡里、支撑赈济的观念，赈济产生的影响等，以贵族赈济活动为核心勾画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