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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文献(一)(1)

2016-05-30 01:03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史学与文献(一)(1)应该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以史学的发达和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系统而科学地批判传统史学,系统而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是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并正在经受着新的严峻的考验。一、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搖籃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起步较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也相对落后,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但是,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并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历史记载的前提。其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东西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并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历史著作。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完成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比我国的《春秋》晚将近半个世纪。而另一名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约与我国的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左传》同时问世。《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固然影响巨大,但它们仅仅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史学。如果说略早于司马迁的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通史》为西方史学史中第一个高峰,与班固同时的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古希腊、罗马最著名的传记,那么他们的巨大成就显然没有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形成传统。而在中国,恰恰从《史记》、《汉书》起,史学的发展延绵不绝,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传统史学,主要指由司马迁、班固开创,一直延续了2000年的封建史学。(一)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在2000年漫长的历程中,中国的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就整个国际史学发展而言,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思想伦理化、官修史书制度化、史籍形式多样化,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特征。1、关于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功用问题,实际是治史宗旨问题,也即研究历史的目的与任务。早在孔孟时代,就十分重视史学的功用,因而才有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之说。真正以史学著述系统而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史学功用认识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完整地理解这段话,至少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意思:其一,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既不夸大其词,又要揭出真相,如班固称赞《史记》那样,“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其二,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最根本的目的,充分反映了他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成败兴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这里司马迁又提出“稽其理”的问题,即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现象,更要探寻政治成败的根本原因,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讲,从《史记》各篇叙述中又可分作四点。第一点,“辨是非,故长于治人”[3],即通过研究历史辨明大是大非,以利于帝王进行长久的统治。第二点,“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4],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取得为政资治之道。第三点,宣“明主”,载“圣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5],歌颂现实,反映时代。第四点,“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6],强调史学的教化作用。其三,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这一当时争论不休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清理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清理已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史各个方面的神意。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其四,总结历史演变之迹,探寻历史发展趋势。这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密切相关的,即通过考察成败兴坏的道理,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必须做到“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即全面考察历史全过程,发现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苗头和关键,从社会弊端中预见其变化趋势。其五,“成一家之言”,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独创,开拓学术文化的新局面。司马迁之后,搜集和考辨史料,作为一种治史的基础,为绝大多数史学家所继承,并逐渐形成考据之学。天人问题、古今问题虽然仍是其后史学的重要内容,却很少被作为治史的目的提出来。“成一家之言”,几乎只是后来的史学家的一种意愿而已。就史学功用而言,主要集中在“成败兴坏”方面,多注意为政得失了。东汉以降,史学在“成败兴坏”、为政得失方面的功用,分别朝着三个方面发展起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以古鉴今功用,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发展最充分。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7],并著《汉纪》以西汉一代“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8]为当权者提供鉴戒。唐初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地提出“取鉴于亡国”,要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安”、“治”、“存”。《资治通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向了高峰。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修史都强调“善吾师,恶亦吾师”[10]。鉴戒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体,一贯到底。与鉴戒功用相辅并行的,一是“绍明世”、“载盛德”,一是治心化民。班固认为《史记》把西汉一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项之列”,不能“宣汉”之美,为申述“汉绍尧运”,“追述功德”而著《汉书》。而后,分裂割据政权“缀述国史”,完全是为了“推奉正朔”、“假名窃号”[11],以表示各自政权的正统地位。大一统政权修史,则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12]。北宋中期以后,“正统”问题日益成为史学中一个注目的论题。到了元代,其史学虽不甚发达,但对“正统”问题的争论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明修《元史》,强调明政权的建立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甚至不惜为封建政权的没落哀唱挽歌,“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13]。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清史稿》依然在大肆宣扬清政权的建立是“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14]。开馆之初,正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盛世成为过去,与“绍明世”、“载盛德”这一功用相辅相成,以史治心的功用被强化起来。此后,修史的目的被简单化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15]。史学随之逐渐转而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2、关于史学思想伦理化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先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后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它不仅对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明显和直接的影响,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史学领域内。《春秋》作为“礼之大宗”,只不过是企图遏止“君不君、臣不臣”的发展趋势。《左传》“以周礼为本”,但表现出来的是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关系中取折中态度。真正把“君君、臣臣”同“父父、子子”结合起来,用伦理道德的形式使“封建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固定下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道德标准,则始于西汉。尽管此时“论大道”可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司马氏父子都认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因而,司马迁更进一步论道: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6]这表明司马迁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宣扬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随着统治思想的选定,儒学被立为“国学”。到东汉,班固则认为“六经”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17]。因此,《汉书》不仅综括西汉230年的“行事”,而且“旁贯五经”,把伦理天命思想贯透到修史之中。两晋以下,更把发扬伦理纲常视为史学的基本任务。袁宏提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所谓的“名教”,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君臣父子,名教之本”[18]。中唐以后,新起《春秋》学与道学先驱提出的“道统”说合流,极大地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北宋理学形成,更使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向伦理化。如果说南宋初还有程朱学派与浙江学派之争,那么随着理学一统地位的确立,南宋以后史学的发展则开始踏上理学化的道路。北宋时的官私修史,已都强调“一本于道德”[19],有所谓“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20]之论。在辩正统的论争中,亦以“天理人心之正”为划分正閏的主要标准,甚至认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21]。由此,元修《宋史》“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22],并在《儒学传》“推崇程朱之学”,发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23]。明修《元史》,竭力宣扬元代诸帝“通达儒术”,强调“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24]。清修《明史》,更把“忠孝义烈之行”视为“扶植名教”,“敦厉末俗”,维持纲常,系于王政之首务。[25] 史学思想日益伦理化,导致史学著者多“空言义理”,“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26]。民国年间,配合复辟帝制,掀起一股复古思潮,大讲什么“以史证经”,宣扬君臣父子“大义”。此间,史学的目的可以用徐世昌的话作概括,“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冀以端本善俗,范围曲成,凡属斯民各尽其天界之聪明,尊所闻,行所知,皆优游于礼让道德之中”[27]。史学思想伦理化与以史治心功用的强化,两者同步发展,相互为用,使中国的传统史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更趋服务于帝王、服务于权势,渐渐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而存在了。3、关于官修史书制度化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即官修史书制度日益完备,这在世界各国史学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国传统史学也最具御用性。人类社会初始,在一些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充当神、人媒介的“史官”,并逐渐产生出传播史事的“史”、“瞽”。其后,随着史的政治功用的加强,中国的史官制度开始显现出特有的发展趋势。春秋时期以前,周王室设立职掌不同的史官多种,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直到东汉,史官与星历官始终是合一的。东汉起始,兰台与东观这两个收藏历史资料和国家档案的机构,才成为官府修史的基地。魏晋以后,置著作郎、撰史学士,算是有了正式负责修史的官员。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修史局和公卿宰相监修国史的情况。从唐代开始,建立起修撰前代史和编纂本朝史(即“国史”)的两项制度。修前代史,自班固始,《汉书》、《宋书》、《魏书》等都是奉诏修撰,《三国志》、《后汉书》纯系私修,而《南齐书》是启准私修。唐初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组成一套修史班子,由宰相总领监修、副相“总加撰定”,专家对各史“总知类会”,完成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从此,各朝各代在其建立起政治统治之后,都要将修前一代或数代政权的史书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抓,皇帝颁诏,宰相监修,著名史家集体修撰,形成“国灭史不灭”的传统。在建立官修前代史制度的同时,唐初还“别置史馆,专掌国史”[28]。史馆置于宫禁之中,由宰相一人或数人监修,组织包括修撰、直馆及各类辅助人员的一套常设班子。经过总结和积累,又形成搜集史料的完整条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29]。宋代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修史机构分工更加明细。元代始有翰林兼国史院之称,开明清两代翰林院兼修国史之制。从唐代开始,纂修国史逐渐形成一定程序,即皇帝在位时依据起居注、时政记等编成日历,皇帝死后即依据日历及史馆各有关资料编成实录,以后再根据实录等纂修成本朝国史。搜集史料、记述史事、编纂实录,自唐至清,成为定制。每一个皇帝一部实录,接续不断,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基本的史料系列。国史的纂修,唐、宋、辽、金,时修时辍,没有能够形成一部完备的国史。元代以后,则只有实录而无国史了。以上两项基本修史制度配合,自五代起,每一新建政权都充分利用前代各帝实录、国史等原始史料,修撰前代史,先后撰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使中国在世界史坛上独具一套前后相续的“卄四史”或“卄六史”。4、关于史籍形式多样化各国史学早期的著作,基本都是记言和编年两种形式,中国也不例外。随后,中国同西方文明古国先后出现通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李维的《罗马史》。《罗马史》是一部古代罗马的编年体通史,《史记》是一部古代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中国史学发展中,开始了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这是西方史学发展中不曾有的现象。经魏晋南北朝,中国不仅史学愈益扩大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儒、玄、文三科并列 [30],而且史籍还取得仅次于经典而居第二的地位。唐初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总结了此前史书的发展,将史籍分为13类,大体为后世沿袭。其中,除开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外,有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目录)等。有唐一代,史评、典志、实录、诏令等又有新发展,逐渐形成类目。宋代新产生出纪事本末、纲目等体裁,史评、史钞进一步发展。至清,又有学案等形式的学术史。《四库全书总目》分史部为15类,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将史籍区分为15种主要形式。它们是: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正史,以纪传体记述各朝代历史的正统史籍,专指“卄四史”,是研究中国历代政权的最基本的史书系列。编年,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史事的史籍,以《资治通鉴》为其杰出代表,也形成一个贯通古今的基本系列。纪事本末,以纪历史事件始末为编写原则的史籍,或一书具诸事始末,或一书仅记一事始末,也有一个从古至清的系列。别史,有别于正史与杂史的史籍。这一类书,不是以体裁划分的,因而“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大体上可以认为,别史是私人所作又未列入正史的史籍。杂史,更为庞杂,主要指“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的“非一代之全编”、“只一家之私记”,“足以存掌故、资考证”[31] 的史籍。这类史籍,与别史、传记、纪事本末乃至小说家言颇有牵连难分之处。诏令奏议,为诏令专集、奏议专集。其奏议编入本人文集者,以文集著录,不入本类。传记,记述各类人物的史籍。叙一人始末者,称为传;记其人一事始末者,称为记。又有圣贤、名臣、名人等区分。“合众人之事为一书,亦传类也”,称为总录。史钞,摘抄史部书的史籍。有专抄一史的,有合抄众史的,有离析而编纂的,有简汰而刊削的,有采摭文句的,等等。载记,记述中央政权以外割据一方的偏霸政权之事的史籍。有记历史上小政权历史的,有叙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有关于农民起义的,也有属地理方面的。时令,记录有关时令节序的书,多属今天的农业气象学范围。地理,古代的地志,包括宫殿、总志、方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方面。职官,记载职官、官佐的史籍,包括讲为官之道的书。政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它将以前分类中的旧事、仪注、刑法等项纳入本类,又曾入邦计一项,即财政、交通、盐法、钱法、冶炼、关税、救荒、垦荒以及保甲法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载籍。其军政一项,为养兵之书;论用兵之书,入子部兵家。法令一项,为律令;论法治之书,入子部法家。目录,反映古代图书发展演变的官私著录。史评,评论史事和评论史籍的著作。史籍分类繁杂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中国史书编纂体例日趋谨严,而且表现出史家治史的愈益精细。上述四项基本特点相互作用,造成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种畸形趋势,即史籍形式多样而史学思想日渐僵化。表面看来,著述宏富;深入进去,却如鲁迅所说,“大家又唱老调子”。一方面,“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另方面,“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光耀”[32]。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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