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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庄子的生存逻辑:世故的天真

2016-06-01 01:10 庄子是一位感情极为纯朴、思想却极为复杂的哲学家。庄子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这是他“不器”的表现，他始终追求并玩味着自己的无用。然而，庄子对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所以能够体会到现实中的沉重，表面的潇洒是正是对内心沉重的克服。借用作家萧红的一句评论，庄子恐怕已经“世故到了天真地步”。庄子又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但他的极端并不会带来刻薄，我们总能在时而飘逸、时而扎实的文字中体会到庄子的厚道。厚道的人难免有一股孩子气，就像孩子一样，庄子时时刻刻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童话世界里，用童话来对抗无奈。他几乎从来没有正面表达什么，而是借助各种真伪难辨的形象阐述自己的思想。我读庄子的时候很紧张，一来不能太认真，否则便会进入他精心设下的圈套；二来却也不能轻浮，提醒自己不要读出圆滑的脾气。因为庄子是真正的成年人的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态度。游于方内的人不大容易，身处乱世的庄子深刻地体察到，庞大的战争规模使得方内的人和世界非常痛苦，所以才警戒人们“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已经不是孔子时代能够体会到的境况，所以庄子思考的重点在于人如何活下去，答案则是无用。有用之物只不过是自己毁灭自己。而庄子在才与不才之间陷入了现实的困境：无论有用还是没用，在居无定所的乱世都不一定能够保证生命的安顿。这时候只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乱世之中没有出路的苦闷，强迫我们选择逍遥。逍遥于方外意旨摆脱人世间的种种羁绊。方外与方内不是两个独立的世界，区别只在于审视的角度。没有一个独立于方内的空间，只能安时处顺地独辟空间，在任何时空都好好活着。逍遥的方法就是“齐其遇”，一方面无差别的居于任何处境，另一方面万万不能有实际的目标；一旦有了目标就很难做到逍遥，不过是一种“伪齐物”。但是没有分别的逍遥有什么意义呢？难不成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庄子不是一个简单的辩者，否则庄子就会失去自己最珍视的尊严。参比老子，一味地追求朴素如果导致文明陷落，就要思考如何走出虚无，走出庄子哲学式的道路。方内与方外的分别是否清晰，不过是一个执着与否的心态问题。假如一定坚持对立，岂不是说方外之士都很狭隘吗？方内方外都是受局限的人，不自觉地成为黑与白的比对。为了超越对立，庄子教会了我们四个字：齐乎内外。因为如果把方内的逻辑推到极致，至德者都是顺天由命的人；而方外的至高逻辑也是顺，两方面终于得到统一。譬如老聃之死，“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人想要生存，必须安于各种际遇，不能一味地向往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自由──“古之谓帝之悬解”。既然能够等同生存际遇的差别，也就能等同所有事物的差别。齐物之德呼之欲出。区分善恶美丑，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烦扰。真实有不同的层次，我们被真假所困扰是因为确定了一个真的标准。所有事物的属性都源于我们的分别。如若能够超越固定的对立的价值，“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世界方会呈现没有任何差别的样态。庄子的“一”不是逻辑的、思辨的，那种“一”是虚假的。逻辑的思考不代表是否有切身感受。欲望的最初萌动与对它的阻碍之间构成冲突，撕裂了原本统一的事物。有了“一”却又不能说“一”，说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而有了“二”。齐物不单单是一种视角的改变，而是我与万物的无差别。至此，庄子完成了自我角度生存逻辑的架构，但就生存逻辑的另一层面——生命与世界的关系上，我们显然还挖掘得不够。纵观内七篇，将这一点说得最生动、最透彻的恐怕就是著名的“庖丁解牛”了。庖丁解牛目的在于讲养生，内容却是杀牛，一瞬间彰显了生杀之间的张力。庖丁是屠夫中的艺术家，面对的是牛这样的庞然大物。这个牛对于庄子来说是世界，庖丁则是庄子哲学中的生活艺术家。庖丁的本领算是一种技术，而一种逍遥的生活怎么能靠技术来形成呢？人有千算，天则一算。这个世界不是靠算计来把握的。所以毋宁说庖丁解牛靠的是道，是虚无。庖丁胸有成竹是因为他目无全牛，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揭示了庖丁的心态——世界不是竹的世界，是我的世界。心中只要有了什么，世界就已经不是原本的呈现，而是我的理解。无牛源于已经熟知了脉络和纹理，进入了牛的世界，我与牛已经化为一体。有牛到无牛的过程就是有我到无我的过程。目无全牛代表着世界对自己的完全敞开，如此庖丁之刀才得以游走在缝隙之中。庄子在庖丁之外还呈现世界上另外两种不同的生命——族庖与良庖。人之生命若为刀，以自己掌握的方式屠杀世界，自然像庖丁一样经久不折。而族庖刀折、良庖刀割，杀牛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生命，好比怀抱坚持的儒家墨家，以一己之力救民于水火，却往往碰得头破血流。相比之下，庖丁手中的刀没有自我地游走，实际上是为了生存而钻空子。这种对生命的坚持不是苟活，而是有质量的生活，自由的生活。为求自由，庄子努力达到最理想的生存方式——心隐。这与孔子及其门徒以游士方式存在，在游中追寻出仕的机会是完全对立的。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广义的游士，孔子以这种方式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冲动；孔子为出仕表现出的不得已，体现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无奈。骄傲的庄子不会把自己投入权力世界，因为这是一个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屈服的过程。孔子所谓的出仕的意义不在于攫取权力，而在于行道。仕是一种追逐权力的动作和结果，道是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儒家试图让道落入现实的政治势力。儒家最基本的“仁”体现在仕与道的关系中，表现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人始终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即使把自己安顿得再好也不是一个儒者当有的表现。儒家对仁爱的表述朴实亲切：“老者爱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们最高的目标是安顿他人、安顿百姓。但这需要政治权力来实现，儒家通过获得权力来实现安顿百姓的目标，即行道。这就是儒家的全部逻辑。但现实之中的仕与道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尤其需要反思的是，孔子在深入到权力内部的时候，会不会被这种紧张所控制、影响，从而对权力选择妥协，与道渐行渐远？人类情怀－政治冲动与政治权力－压迫行道之间形成了乱世之中知识分子的悖论。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从道不从君。”然而，知识分子进入权力世界之后，信念与权力的紧张必然内化为内心的紧张，道与君的区别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老子则是一个孔庄之间的人。老子的大半生在权力世界中渡过，最后完成了“漂亮地转身”，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世界的不相合让老子选择主动退出，“我”立时与世界界限明晰。所以老子有两个身份：史官和隐士。在《道德经》的语境下，对政治权力的思考与庄子的角度完全不同。老子深知权力不能去掉，所以要节制权力以重建政治。“无为”是权力的自我节制，不能把个人意志和权力结合，使权力成为推行意志的工具。从根本上不同于庄子的“去政治”。在审视了政治生活中的族庖与良庖之后，庄子终于提出了人与世界相处的最佳态度——心斋。“有心而为之，其易邪？”带着一种改变的心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符合天道的。“虚者，心斋也。”虚心才有大爱，执着热爱某一事物的人生活很受局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前提是无心。孟子心中有仁义礼智，所以“质至高，气次也”。庄子则希望人们不要奢求心的相遇，要以气待之。心和气的根本区别在于有和无。当带着心进入世界的时候，后果常常是以卵击石。气是没有心的，世界亦如是；世界若无心，人何苦安心？充满多样性的世界不该有共同的心和命。在心斋的态度下，进入世界之后“无感其名”，即无所动心，热闹的世界在心中静止。正所谓“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1] 有翼无翼比之有心无心，当无心之下剥落一切沉重自然无翼而飞；无翼的前提是无知，无知决定了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方式，有知之人在无知人的面前表现得尤为愚蠢。孟子的“先知觉后知”是会把人带上绝路的。心要力求“虚室生白”，否则便是“坐驰”，形静而心动，伤害的是自己。想要处理好人和世界的关系，前提是要了解关于人和世界的知识。有什么样了解的心取决于生命的智慧和态度。“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背后是世界的豁达，当有限面对无限的时候，妄图攫取知识的人必然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所以生命绝不是以无限为中心，应以有限为中心。我们对自己的“七尺之躯”都知之甚少，何况对世界某部分甚至全部世界的知识。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某些知识之上是最愚蠢的行为，因为这些知识有着极强的不确定性。庄子着力批评了对世界的独断的理解，包括崇尚科学知识的惠施，甚至延伸到了伦理的善恶判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是对所谓善恶知识判断的最彻底怀疑和对儒家知识内涵的最本质反省——大化流行的世界之中仁何以成为普世价值？庄子的这种怀疑恰恰是要为生命寻找一种真正的根基。可见，庄子的思辩永远指向着生存，这些思辩与生命主体密不可分。正是因此，庄子才可以从世界的纠缠之中摆脱出来，进入自己意欲进入的世界——梦。执着而生不如痛快就死。当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梦幻般的感觉随之而生。梦的生活状态本质上描述生活意义之荒谬；恰是因为荒谬，生活才是一场梦。先知先觉的儒家在庄子看来都是愚昧之人，身为愚昧却不知。老子也曾说到：“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从伦理角度讲，那些善的先行者也是恶的始作俑者。梦之无意是小觉，人生无意是大觉。小觉与大觉就是愚人与圣人之区别。价值、知识之类的可靠信念的不确定性更像是梦的表象，又何来正义的确定标准？身处梦境之中，庄子看到“我与若俱不能相知也”。辩无胜不仅意味着争论的无意义性，也意味着任何两个人都没有可以分享的实在。如此，正义何在？仁爱何在？无法分享的世界恰恰是美丽的梦幻背后冷静甚至是冷酷的洞察。“至人无梦”，也许庄子是唯一地先行者，也许他是个疯子，但他却道出了梦境之外的真实。“枯藤老树昏鸦”不是一个人的悲哀，而是世界沉迷之后的描述。到底庄子与蝴蝶谁梦见了谁？流转的存在下，一切皆有可能。人生可能就是持续久一点的梦。庄周与蝴蝶的分别到底是分离还是毁灭、抑或是合同而成一。世界上的区分不过是相对的瞬间状态。梦的本质就是美丽与其背后凄冷之间的张力。庄子的梦批判的就是对于实体或本质的执着，而庄子原本要寻找另一种确定性。拯救只能靠渺小的自我，但渺小之中存在着成为伟大的可能性。找到这种方式的同时也就变得伟大。这种方式或者伟大本身就是德。大德并非仁义礼智，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动心──虚。庄子的生存逻辑起点于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在无我的状态下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却因为世界深邃的无限感受到人之无力，为求养生保命的生存，只能以心虚的方式徘徊在有无之间的梦的世界。这根本上是对庄子所处时代的一种否定，因为他看到了被机械化的奇技淫巧所撕碎了的朴素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也在否定着我们生存的世界。[1] 杜甫 《江亭》论文出处(作者):白牧宸
浅论《罪与罚》中的人物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