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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1)

2016-06-10 01:02 [内容摘要] 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关 键 词] 儒学 哲学 话语系统
Abstract: In recently researches of Confucius, there are some arguments that “Chinese can only speak Chinese”, and that “go back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inking”, etc., which have gained widespread popularity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field. But these options have ignored many philosophical contents which had been included in Confucius originally, only to give up the active response to western philosophy, losing its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to engage in dialogues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Confucius should not refuse the philosophical 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Key words: Confucian; Philosophy; Discourse System伴随强势文明的向外输出，西方哲学不断对弱势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构成话语霸权，甚至是超级话语霸权。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被迫接受并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哲学当然也未能幸免于被宰制、被误读的命运。中国哲学开始陷入长期的失语状态，它无法用属于自己的并具有悠久历史的话语系统表达自己的思维理念。在西方哲学的世界里，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欧洲表述了亚洲。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的能力；而亚洲则是虚弱的，不能表述自己，而只能被西方所表述。西方世界听不到中国哲学的声音，即使能够听到仍然只是被西方人改造过的所谓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实际组成部分，儒学当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主要表现为，在国外，儒学被翻译成西方文字之后，使得西方人只能够在他们的语境中理解儒学，儒学被曲解、误解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而在国内，一方面，儒学的经典著作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汉语译本，越来越多的国人无法直接通过古籍原典而接触儒学，解读儒学。另一方面，在业内，儒学被来源于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所诠释，不论是否属于儒学自身的思维内容（西方的、宗教的、文化的或别的什么）统统塞进儒学的大口袋里来，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西方飘来的任何一派思想、一种思潮都可以在儒学的领地上随意耕耘一番。儒学的主体精神面临着失落、缺位的危险。于是，在富有责任心、使命意识或担当感的儒学研究者那里，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刻焦虑，即用西方哲学的理路来诠释中国儒学，极容易导致要么是片面强调哲学的普遍性而压低了儒学，要么是片面强调儒学思想的特殊性而抬高儒学。连牟宗三的哲学创作都难以在这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在一般的儒学研究者那里就更显得更为艰难了。始终为目前儒学研究者们所无法承受一个事实是，他们时刻为之奉献的事业竟然是一个既背离了儒学的思想传统又得不到西方哲学家认可的思想怪物。这足以让他们的理想追求陷入窘迫并感到尴尬。儒学的失语状况固然有必要予以纠正，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纠正。在目前中国的儒学研究者内部，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便有不同的路径选择。 一、“汉话汉说”与“回到思想史” 面对儒学的失语状况，一些儒学研究者从纯洁儒学话语系统、追寻原始化儒学研究的主观愿望出发而主张“汉话汉说”，乃至从儒学的哲学探索中直接撤回而退居到思想史研究中去。我们已经闻到了一股“去哲学化”的气息。所谓“汉话汉说”及“汉话胡说”之类的观点与主张已呈现出诸多不适切性。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已经很难对中国人及其存在方式做所谓“汉”、“胡”式的鉴定与划分了。一切呈现都已经发生了中、西、古、今多种文化因子的交互影响与彼此作用。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应该将一个本来就已模糊化、不确定化的东西予以清晰化或一元化的界定，这就好比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能说只有姬姓、姜姓、姚姓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搞儒学研究的人的思想方式已经很难保证属于纯真的中国学统了，在他们的前理解结构中无疑可以发现大量西方哲学的影响。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话语系统是最纯粹的“汉话”，即使你能够只用你自以为是纯粹的“汉话”来理解儒学问题，其实，你所使用的“汉话”也已经是经过西方语法结构改造过的现代汉语。在今天，你还能够用孔子的语言去解读《论语》吗？即使你能够用孔子的语言去解读《论语》，那么，在孔子之后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对《论语》的所有解读就不属于《论语》了吗？处于全球化运动中并被动地经受过西方哲学话语清洗的儒学话语系统，要想自闭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最初的“西方化”是不得已的，但应该成为我们不得不接受与面对的历史事实。用西方哲学去理解、诠释中国儒学，局部地、暂时地看，可能会对后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宰制与损伤，甚至还会伴有改头换面的误解和歪曲，但是最终却可以实现对儒学精神的创新诠释。即使此间出现诸如既不是西方哲学、又不是儒学的“四不象”也属正常，而不必大惊小怪。尽管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传统中国的，但却始终是面向并属于未来中国的。试想一下，如果让韩愈读到《传习录》，他一定拍案而起，泼口大骂：“这哪里是儒学？简直就是佛门外道！”但我们今天显然已没有一个人不认为王阳明的的确确已经发展并提升了儒学的精神内涵。本来，“回到儒学自身”、“用儒学的方法阐释儒学”之类的主张，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真切性，于情感显得偏激，于现实也不可能。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已经昭示，包括一切思想传统在内的任何文本都只能在重新理解的过程中获得生存，并且，只有再理解、再解释才是文本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而理解、解释既是一种知识再生成，又是一种文明再创造，还是历史延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文本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儒学话语对哲学话语的涵摄并不仅仅涉及于一种纯粹的话语自身，它所指示的是在阐释观念、言说方式乃至思想方式等方面儒学对哲学的吸纳、摄取、消化与积极包容。回首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凡是优秀的儒学哲学家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几乎都经由西方哲学而阐发传统儒学。冯友兰之于实证主义、贺麟之于黑格尔精神哲学、牟宗三之于康德批判哲学，从局部、细节上看，他们对某些儒学的概念、命题、理路、问题之实质并没有获得绝对准确的把握，甚至还冒着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危险，但从最终结果上看，他们并没有消解或扼杀传统儒学，相反，正是通过他们的积极努力，传统儒学的内在义理与自身价值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获得了进一步彰显与光大，通过他们的阐释，更大范围里的更多人群开始了解并接受了传统儒学。这一定是儒学的幸事，而不应该是儒学的悲剧。用普遍性的哲学架构去解决儒学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儒学的应有内容，是儒学创新的必然环节和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前辈哲学家们的尝试与努力，在现今时代里，本已失去承载母体的儒学不知道还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下来。现行学科分类的确不是儒学最理想的存在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儒学以哲学的方式延续了自己的存在。不接受体制化的认可，乃至于清洗，或者不成为体制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学就难以获得现实的社会生存。谋求儒学自己的话语系统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话语系统。儒学话语系统与哲学话语系统之间原本并不是一种对立与矛盾的关系。有史以来的儒学始终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特征。汉儒之于阴阳五行、宋儒之于佛学，都体现出儒学在面对一切外来思想挑战时的积极心态与宽容气度。排斥哲学话语的儒学话语，只能是一种类似于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自话自说。所以，不应该以思想史的写作代替哲学史的写作。中国的学者不必因为J. 德里达访问中国时不经意间甩出的一句“中国有思想而没有哲学”而纷纷逃离哲学史，一窝蜂式地全部都涌向思想史，而荒芜了哲学土地的耕耘。当然，思想史的写作有它自身的存在价值，但并不能将思想史直接等同于哲学史，也不应该以思想史的合法性取消哲学史的合法性。无论从主题内容、思维深度上看，还是从话语表述和影响力上看，哲学史的确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与优越性，而这恰恰又是思想史所无法比拟的。如果仅仅有思想史的写作，那么，即使它能够使儒学获得对自身的背景透视，但却失去了哲学的高度。强调哲学与哲学史的重要性，这倒并不是出于一种体制化的、职业饭碗的、狭隘的生计考虑，因为否则的话，不仅彻底否定了近一百年来前辈哲学家们筚路蓝缕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泯灭了中国思想中那些作为哲学成分的客观存在，而使中国传统在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中国的精神传统中的确具有丰厚的哲学内容。如果仅有思想史，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内容如何呈现出来，是不是要永远遮蔽着，不见天日，或者只通过思想史予以描述？是不是同样的内容以思想史的方式描述出来就是合法的，而以哲学的方式描述出来就不合法？如果是这样，那么“回到思想史”不就是仅仅在“思想史”与“哲学”两个名词之间做概念转换的游戏吗？[1]我们并不应该无视或粗暴地否定我们祖先的形而上学诉求。否定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甚至对哲学怀有敌意，实际上就等于使儒学自己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剥夺了儒学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而实际上，正是在积极的回应与对话中，儒学才能够产生活力，获得再生。所以，以思想史的研究代替哲学史的研究是不明智的，断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破除“话语迷执”和“话语依赖” 的确，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活在它自身的话语系统中。但绝不能执着于自己的话语系统而始终跳不出来。因为既然能够称得上是哲学思想的东西，起码都具有形上层面的、超越性的内容，而在这一高度上，一种哲学与另一种哲学之间就应该是可以对话、可以沟通的。儒学思想的脉络清理、历史挖掘必须在自身的话语系统内完成，但进入形上层面的问题则一定可以与西方哲学相沟通。如果仅仅执着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哲学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进而忽略了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佛学、道家显然是不同的哲学系统，各自也都有独特的话语系统，如果都执着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它们之间便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融合，但历史上却的的确确地已经发生了儒、佛、道之间相互沟通与融合的事实，并且还不止一次。儒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异质性是值得重视的，并且在一切哲学比较的研究中都必须以之为前提，因为这样可以限制那些附会化、标签化的肤浅行为，但是如果将异质性放大到不能进行互相补充、互相吸收的地步则显然是错误的。儒学当然拥有它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并且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积极的保护。儒学的话语系统在没有遭遇到西方话语系统之前，完全可以维持它自身的自足性与自适性，但问题是现在它已经遭受了西方话语系统的浸染、宰制，乃至蹂躏、破坏，而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它自己原初的话语系统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消极地走回去已经是不现实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重建。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