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思潮的变迁(1)
2016-06-26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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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同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与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同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相适应，也发生过剧烈的斗争和巨大的变动。这种斗争的主流，按其社会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对于封建文学思想的斗争。这种变动的过程，是封建主义文学的没落与资产阶级文学的兴起的过程。这种变动，按其时代意义来说，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又经受了欧风美雨的袭击之后，中国文学如何借鉴外国文学以谋求新的发展，以求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问题。虽然这两项任务只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完成，但这个时期毕竟已经展开了这种斗争。 一、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险象环生，岌岌可危，文学界也生机殆尽，奄奄一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人警醒起来，但由于那个时期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思潮。地主阶级的开明派，如林则徐主张既反对鸦片贸易、反对侵略，又不一概反对中外通商，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不可能想到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毋造，也不曾想到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太平天国的兴亡说明这冬时期还只能爆发旧式农民革命，而这样的农民革命也不可能根本挽救中国。当时虽然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文坛的论争也还是骈散之争，文笔之辩，唐宋之争，其结果也还是桐城派古文转而为湘乡派古文，宋诗派的勃兴，以及传奇、杂剧与小说的萧条。前人讲述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学虽然也每每以道、咸为界，但却各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如陈衍所说“前清诗学，道咸以来一大关捩”，[1]以及王逸塘所说“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2]都是指宋诗运动的兴起。
正因为鸦片战争时期还没有产生新的社会思潮，所以龚自珍虽在1841年去世，他仍然可以作为那个时期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龚自珍自称其学是“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不但研究经学、史学与文学，而且研究边疆地理与政事，视野确乎比较广阔。他关心现实，揭露黑暗，呼吁变法，的确难能可贵。但他的政治思想终究没有超出自然经济与封建君主制度的范围。他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却又主张以嘉峪关为界，严格控制东西的物资交流：“除稻米、盐茶、大黄、布绸外，一切中国奇淫之物，不许出关，以厚其俗；除皮货、西瓜外，不许入关，以丰其聚”。[3]当时，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要阻止世界性的物资流通已经不大可能，所谓中国的“奇淫之物”也早已相形见绌，他还要以自然经济的观点呆阻止国内市场的流通。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当年冬，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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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4]鸦片烟不能禁止，其原因外存英国，内在皇帝与王公大臣，龚自珍却只怪君威不重，民不驯服，可见其封建君主制思想的严重。龚自珍的
诗歌与散文都能自铸伟词，自成高格，开一代风气。但是，他又有很陈腐的文学思想。他的一本歌功颂德的诗集《升平分类读史雅集》今已不传，但其幸存的自序却暴露了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念。他说，当时的穷乡僻壤有一些自外于天地父母之民，悍顽煽乱，因而“宜有文臣，附先知觉后知之义，作为歌诗，而使相与弦歌其间。”这样做，“犯上作乱之民，必有自搏颡泣者，必有投械而起者，仰祝圣清千万岁，俯祝云初之游其世者”，[5]竟把诗歌作为遏制人民造反，维护封建君权的工具。
魏源，同样是一位视野开阔而又关心民瘼的思想家和作家，但他的文学思想也很陈旧。本来，我国文学在古代与经史相混，至南北朝始自觉为文，于是乎方有《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出现，而魏源却以此为诗教的衰落。[6]他还这样论述文艺的教化作用。他说：“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四时也，在所以煦之；煦之道莫尚乎崇诗书，兴文学。”[7]又说：“盖诗乐之作，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导其郁懑，作其忠孝，恒与政治相表里，故播之乡党邦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8]他讲到了“达下情”，但其着眼点仍然在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