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1)(3)
2016-07-08 01:02
导读: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
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
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
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注:《椰荫馆文存》第2 卷,第223页。)华文学校一直处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间接控制之下。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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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
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
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 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