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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女性写作(1)

2016-07-11 01:14 在我目光所及的视野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四”以降，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女作家，都具有城市生活背景，更确切来说，他们的成长之地都与城市相连。1920—1940年代，人们熟知的女性作家冰心、丁玲、庐隐、张爱玲①等等，他们全都成长于城市环境中。当代女作家也不例外，王安忆、宗璞、陈染、铁凝、张洁、残雪、林白、徐小斌、徐坤、池莉，台湾作家聂华苓、林海音、龙应台、陈若曦、施叔青、琼瑶、三毛、於梨华等等②，莫不如此。既然城市和女性作家之间具有着这样一种天然的血脉关联，那么，现代都市一定蕴含着适宜于女性作家产生和成长的深厚土壤。
　　王安忆对此现象也有着极敏锐的感知，她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在传统社会中，在现代都市没有出现之前，女人一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大都市中，女人所有弱势都变成了优势。现代文明源于欧洲，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那里，其本质具有城邦文化的特征。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说，“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上的卓越的人物全部都是和富庶的商业城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些城邦又往往是被野蛮人所环绕”。所以，“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③在这一方面，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里，有着深刻的思考。当然，顾准的思考源自于对我国专制传统的深刻反思。城市文化具有个体自由取向，也才自然派生出科学与艺术。
　　宋代朱熹之所以能强烈地带有使命感地发展儒家文化，坚守儒家文化的根基，大约也是与宋代都市的空前发展和繁荣有关。都市的发展和繁荣，商业的发达，勾栏瓦肆的繁盛，歌伎的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朱熹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的对抗性条件。大约朱熹隐约感到了城市文化中强大的异己力量，向着另一方向拓展，这才有了危机，有了使命感。被朱熹视为“文化英雄“的张载④，也说出了朱熹想达到的宏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将儒学的精神导引入“义利之辨”的泥沼中时，对“利”的弃绝实际上在抽空城市的血脉，从而为不变的“往圣”开“万世之太平”。
　　“城”和“市”相合才有城市，失去了商业活动的“市”，没有了逐利的驱动力，城市还有什么活力？商业活动，恰恰构成了城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我们生活在如同浩瀚海洋一般的城市里，被淹没在浩瀚的海洋一般的城市里，在淹没中我们感到安全。乡村文化结构里，个人被乡邻所监视，是没有个人空间的。农业文明构成的村社文化，其观念习俗所延展出来的核心要求是整齐划一，个性很难得到张扬和释放。都市的汪洋大海，容纳了形形色色个性的人，也为女性的活动开辟了空间。商业文化的特性有利于个性发展，杨扬在研究城市化进程与审美关系的变化时，以旧上海为例，认为“亭子间是不少青年作家的栖身之地，那时的上海有容纳四面八方文学人才的胸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商品市场的运作调节，只要有市场，就会不断对新的文艺人才产生需求……上海的商品社会的体制能够不断推出人才。”⑤商品文化的繁盛构成了城市的包容，这也演变为城市的本质之一，演变为对个体自我的尊重和宽容，这是商业文化导入的新气象。最适宜细腻品味生活、观察细节的女性作家之笔，终于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
　　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的惊艳呈现，就已经让人们注意到大都市这个庞然大物所潜藏的神秘力量，这是在光怪陆离中开出的一朵奇美的玫瑰。张爱玲二十余岁，就写出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可以说，张爱玲是大上海的产物。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她列专章，给于极高评价，称之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⑥。读者所看到的张爱玲，充满才气的张爱玲，是对女人精到细腻的诠释和把握，是对两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具有观察理解个人化命运的独特视角。而这些女性作家特质，是非常适合于在都市发酵的。或者说，只有在都市里，女性的这一特质才可能进入小说并发扬光大。小说对形象感、对细节特征的要求，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小说的源起，恰恰和城市的兴起相关。城市市民的消闲需要，催生了说书艺人，成全了小说的发展。都市释放出来一种女性气质，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气质，潜在地要求人变得文雅、礼貌、卫生、整洁，这些特质，更多地具有女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