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1)(2)
2016-07-29 01:12
导读：民国时期国家领导人的文书制度大致上沿袭前代，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以现存史料较多的蒋介石为例，其所批阅的文件或者下达的手令，系通过侍从秘
民国时期国家领导人的文书制度大致上沿袭前代，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以现存史料较多的蒋介石为例，其所批阅的文件或者下达的手令，系通过侍从秘书，分别送交侍从室第二、第四组，两组根据蒋的批示或手令，以其名义发布命令。有些带有通令性质的重要文书或指示，常由陈布雷或陈方起草，而以手令的形式发布；也有的是由蒋本人口述，经侍从秘书记录整理，再由陈布雷作文字上的修正，由侍从秘书代书，最后由蒋签名，交侍从室承办。
从蒋介石所发手令的种类来看，大致上军事类较政治类为多(政治类中又以人事方面为多)，党务、文教、经济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蒋本人的关怀所在，也可以反映出国民政府的问题所在。笔者于浏览过2000余件手令后，得到下列几点印象：
第一，手令的范围极广。例如蒋1948年曾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呈报该行过去三年外汇公私购户的名单及其用途，又曾多次下令于每保设置公厕，以重卫生。对于军公教人员及学生的服饰及行为，也不厌其烦地予以规范。例如他曾要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与内政部长研拟规定公务员制服、制帽，并分三等九级的可行性。又曾下手令要求研究女学生的标准发型；对于大、中学不守纪律的学生，则要求不可以开革了事，应先送入青年团的劳动营受训，然后再派至部队入伍。（注：《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1—01；《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台北，“国史馆”特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043/6；蒋京访问与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第二，蒋极为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各基层。例如1942年蒋曾两度以手令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指出“目前县以下各级党部皆销声沉寂，无所事事”，而要求健全区党部的组织。蒋又曾下令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应以保甲户口的虚实为标准”，并曾多次督促重庆市政府彻底清查户口，整顿市民身份证。（注：《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国民政府档案，0431/3720. 01—01；《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办理情形演示文稿表》，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043/6。）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第三，蒋极重视宣传。1942年，蒋曾两度下令扩充无线电传真机器及各县乡镇公所收音机，并加强编制墙报。1945年12月，蒋曾以手令致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表示各省市政府内可设新闻组。在宣传内容方面，1941年蒋曾两度下令对中共在美宣传方法研究对策；1945年3月，蒋曾以手令致外交部长王世杰与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要求对于反苏言论应一律禁止。同年7月，蒋更曾以《中央日报》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准“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将编辑与评论者尽速调换。（注：《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国民政府档案，0421/3720. 01—01；《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办理情形演示文稿表》，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043/6。） 二、对手令制度的各种批评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即为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的业务。（注：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
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其次，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也破坏了体制。
李宗仁即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他常在统帅部中，直接指挥前方的作战。抗战时他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内战时期甚至直接指挥至团长。（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549页。）指挥的方法为直接打电话或电报，故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均一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注：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1991年，第30页。）使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小则引起误会，大则误事。例如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作调防时，由阎锡山“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使得该部队不知所措，几乎错移位置。（注：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15—164页。）内战末期担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的刘安祺即曾表示，除了阎锡山外，“其它像广州的几个人，台湾的几个人，还有国防部，都要指挥我，所以我要伺候三、四个婆婆。但对我而言，地位最高的婆婆还是老先生(指蒋)。”“戡乱末期从东北战场到青岛撤退，老先生都是直接和我通电话，必要时派飞机把我接到他那儿去，即使下野回到溪口也是如此。”（注：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96页。）如陈诚、薛岳之类的将领们对于蒋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虽然心存不满，但是尚不敢非议（注：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0—31页。），第一次缅甸战役时，蒋介石派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则使得史迪威动怒。（注：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