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1)(3)
2016-07-29 01:12
导读: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等到军队调动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
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等到军队调动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李宗仁以为是蒋未作过中、下级军官,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所致(注:《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徐永昌则以为是蒋“用兵不慎深思,且与僚佐声气不一,所以军队百苦于更调之烦”(注:《徐永昌日记》,第135页。)。 针对各方的批评,蒋介石也有所解释。对于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应付手令的质疑,蒋表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首长参考则有之,正式的手令甚少。(注:《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289—290页。)
其次,蒋指出他只有在部属的能力不足时,才会越级指挥。1942年6月,他曾向史迪威抱怨军中将领的无能:
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注:Theodore H. White (ed. ),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48), p. 125. )
至于将领如何无能,蒋曾在同年一篇名为《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的演讲中指出,对日会战任务不能达成,并非全是由于装备不良,指挥官自行破坏会战秩序,使指挥系统紊乱,致任务不能达成者,也所在多有。原因在于实战时有少数指挥官于接受上级命令时,不能依据上级企图、所负任务及当前状况,下达自己的命令,仅照例承转,因而不适时机、不合状况,使得下级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中间司令部对于下级的报告,仍有不依据当时情况并根据知识,判明真伪,而一律向上级司令部呈转,使高级司令部徒为低级司令部的文电所堆积。这些文电由于缺乏中间司令部的审核或判断,因此价值甚低。总之,由于中间司令部不作审查判断,加上越级报告等原因,使得高级司令部为求适机而越级指挥,因而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会战秩序也因而破坏。(注:蒋介石:《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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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于军事将领的批评,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实上,抗战期间的高级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前几期。早期黄埔的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不过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迅速。据统计,1944年时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注: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参阅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1页。),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些学生在心理上总视之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注: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06页。)。
蒋介石不仅看不起他的黄埔学生,对于李宗仁、陈诚、薛岳等老一批将领的用兵,也常有不满而采取介入指挥作战的行动。例如1938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九战区陈诚部负责武汉以东的长江以南防务。9月,蒋介石对李宗仁的用兵消极“殊为痛心”,乃亲赴鄂东督战;对于陈诚的“怯懦无识”,用兵“不知轻重缓急”,十分意外,深感将才之不易得。(注:杨维真:《再造革命——蒋中正复职前后对台湾的军事布置与重建(1949—1950)》,(台北)《中华军史会刊》第7期,2002年4月,第363—364页。)又如1935年元月,毛泽东在贵州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红军长征进入了第二阶段。3月31日,毛泽东、朱德南渡贵州乌江,红军此一行动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紧急采取应变措施。根据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靖公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注: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共3页: 1 [2] [3]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