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的迷失（上）—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知(4)
2016-07-31 01:03
导读：为了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以便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文学不在某种程度上发
为了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以便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文学不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也无法想象作家们会完全拒绝以通俗的形式为战争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委员长或者他的宣传部对文艺提出的战时要求，而是一些文人对文学提出的主张。一些人甚至认为：“在抽象的理论上，非大众的抗战文艺是不能存在的。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8）“现在，面对着这样紧张的局势，我们应该严重地提出：'大众化'是一切文艺工作的总原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沿着'大众化'底路线进行，在文艺工作底范围内，应该没有非大众化的文艺工作，更没有反大众化的文艺工作”。（9）
要求文学全面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产生的后果已经不必细说。民间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出现代的文学作品，它导致的必然是文学艺术水平的严重退步。这种退步在宣传性的作品中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苛求，但为宣传而粗制滥造却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标准。文学应该努力向着高水平发展，不应该放弃对艺术水平和深度的追求。然而，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却干脆主张彻底放弃文学的艺术水平要求，彻底放弃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单纯以服务于抗战宣传为标准，甚至直接反对对艺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的追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抗战所必须的是大众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也说：“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作品'.”虽然这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第三厅的厅长，与权威话语的合流使他不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在1926年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向青年发出做革命文学家的号召一样，本身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然而，由于他的身份毕竟不同于张道藩等国民党官员，其消极作用是更明显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民族形式的讨论涉及的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文学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决不仅仅是形式问题的解决所能够达到的。要实现大众喜闻乐见的目标，就必然要迎合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导致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要求与现代性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作为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其动因不是本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长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间大众。所以，现代性主要由知识分子话语承载而不是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性没有在民间大众中扎根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外来的，后者是本土的；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之所以新，就新在它以西方思想武器反传统，新在它的非本土的现代性质。因此，要求民族化，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否定，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对传统性的弘扬，也就不能不意味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精神的背离。民族化和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民族化必然导致大众化，大众化也必然带来民族化，两者都可以导致传统的复归，也必然导致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核心的颠覆。
论文出处(作者):
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上）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