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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1)(2)

2016-08-15 01:22
导读:而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指文化认同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

  而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指文化认同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面对异域文化的不适应所导致的沉重感,百年来移民作家们艰难地寻求着自我的归属,进行着一场破茧似的突围。早期旅美作家在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之后,对自身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更有一种在海外承担传播延续母国文化的使命感。他们以中国人自居,无论从身份、心理上都会倾向于中国,在文化上也有一种不愿被同化的坚守。
  而新移民作家们首先在反观自身中寻求突破,彰显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和斑驳的文化色彩:汤亭亭对母体文化的弃绝,严歌苓对西方文化的积极认同,以及叶冠南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等等,都显现出了新一代移民作家追求自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姿态最为决绝的是查建英。这一点,在她的文学文本中清晰可辨,并显示出远较传统或当代其他华人作家更强烈的动荡不安的特征,其作品不同程度地对文化认同危机作出了生动而真实的诠释。
  在查建英的文本中,人物在面对历史与文化纠结时往往会滋生矛盾复杂的心理,在《芝加哥重逢》中作者借一位被挤压在社会边缘的男主人公之口说:“在异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性格和感情会逐渐发生一种分裂,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两种文化会同时对你产生吸引力和离心力,你会品尝前所未有的苦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矛盾。你的民族性在减弱的同时,你的世界性在把你推向一片广阔的高原的同时,使你面临孤独的深谷……”[3]。这无疑是域外流浪者心灵处境的一个真实呈现,反映了移民在特殊的境遇中的尴尬心态和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和重构危机。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查建英较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所讲述的是一个具有“土插队”和“洋插队”两种人生经历的女性故事,女主人公伍珍所经历的两种生活虽有地域和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但都是背井离乡,同样是抛离了或被抛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而苦熬岁月的艰难。伍珍不满足于在国内时的死寂生活,强烈的物质欲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使她最终冲出家门,并最终跨越国门去寻求新的发展。“出国,这前景使她的眼前突然明亮开阔起来,……冒险、机会、见识、荣耀,全都在她的眼前五光十色地闪过,最重要的是使她能冲出这个环境。”[2]在欲望的召唤下,她怀着复杂的心情跃跃欲试,压抑了多年的欲念、不尽如人意的生存状况使得她远离故土,在异域他乡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寻求着“美国梦”的实现。然而,作为在本土有过长时间生活经历,并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人而言,异域生活使他们注定要在中西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徘徊和游移。因为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故土抑或他乡,对于他们都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和排斥,吊诡的是他们自身根本无法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方并与之形成内在的和谐,并且任何一方也不曾将其视为“自己人”。伍珍必然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在作品中,和伍珍一样,客居海外的华人也不同程度地经历着在文化冲突中自我身份认同的错位与失位的危机。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人不能离开身份而存在,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求与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作为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并系之于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人,一旦远离了既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而投身域外生活,他们必然遭遇不同文化间的相遇、碰撞、影响和交融等问题。随之而产生的是追求与彷徨、兴奋与痛苦的复杂心态交织缠绕,挥之不去。他们有着弱势文化背景下的屈辱,同时也难以逃脱强势文化包围下的卑微感受,而最为痛苦、冲击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对自我身份难以定位的困惑与迷茫。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是烙在主体精神深处抹不去的印。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作为意义的编织者,“人”不是作为一种抽象化类型化的存在,而是始终为他所在的特殊民族和地域习俗所塑造的[4]。正因为如此,人一旦离开了塑造了他的特殊民族和地域习俗,则必然要面对重塑自我的现实,其文化身份则面临着重新调整或重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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