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1)(3)
2016-08-15 01:22
导读：中西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交汇、碰撞所带来的困扰,是任何一个新移民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面临着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和自
中西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交汇、碰撞所带来的困扰,是任何一个新移民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面临着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危机。“我”是中国人?美国人?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还是什么都不是?伍珍精神抖擞地投入美国的角逐场,然而美国社会或隐或显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毫不掩饰的民族自豪感,阻碍着伍珍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同时伍珍血浓于水的中国文化传统意味的情思和思想行为,也使她抗拒着对美国的认同。到美国半年多后,她依旧怀疑整个经历的真实性,“文革”中的往事也会在她毫无戒备时袭来,使她惶惶然有时空交错、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的错位之感。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作家以犀利的笔调刻画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撞击下的复杂心态和现实处境。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社会所同化,比如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对于美国价值观、伦理道德的认同。但在骨子里他们依然有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中国情结。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判断出来:“艺术家应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嘛,何必为世俗所累。”“一瓶子不满,两边晃荡。”“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5］69－70此处谈论的虽是艺术、
政治和人生,但其背后却潜隐着强烈的民族压抑感和身份不确定性的苦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寂寥的生活中,给予伍珍心灵抚慰的不是她所崇尚的美国的奢华,而是丈夫余宝发的来信。对伍珍而言,那些久别的方块字是熟稔而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这种文字承载了她的过去、她的回忆还有挥之不去的文化习俗浸染;而陌生,则是因为欲在异域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疏离甚至忘却母国文字的存在。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承载着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在身处异乡的游子中,文字和语言成为寻求精神寄托和表达情感的最为直接的方式,而对此的矛盾心态也彰显了他们精神的焦虑和危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关于新移民的这种边缘心态,有论者指出:“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他们被‘抛到’海外因而发生‘适应’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至少是以为能够容易‘适应’)于西方作为一种‘理想生活’的文化吸引,才发生出国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始终面对着‘文化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在海外的经验只是使这种矛盾和不确定以更尖锐和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6］。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心灵感受和文化定位仿佛是一种深深烙刻在他们身上的不无悖谬的印记,无论他们如何作艰难的心灵突围,都无法摆脱这种或浓或淡的边缘性感受。对此,查建英有深切的感受:“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经验到了两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到较深刻的和谐”［7］。查建英的可贵,在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处于一种独立于文化“边缘”的创作状态,在于自觉地重建独立意义的文化人格。她一方面深刻地理解了并同样存在着前辈移民作家当年所普遍存在的内心分裂、苦闷失落的心态情感;另一方面,也由于时空的改变,新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使得她比起自己的前辈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豁然开阔和毅然抉择的精神勇气,并以一种个人经历的形式凸现出来。
查建英文本中的人物大都身处一个东西方文化引力和斥力胶着的地带,往往会陷入文化身份危机之中。由身份危机演化而来的则是他们内心的寂寞与痛苦,以及无所归依、无所寄托的悲哀,同时也经历着异化和精神的沉沦,在文本中可以确证的是人物随俗的无奈和宿命的感伤。
二、 人的异化
在第一、第二代等移民作家的笔下,人物尽管也不可避免地游移于两种文化之间,经历着痛苦的心理挣扎,但因为不愿意被改变,往往以一种固守传统或自我毁灭的方式死亡来完成对自我的坚守(如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而在新移民文学中,主人公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现状的信念十分强烈,为了尽快实现自我价值和居住国的认同,他们常采取诸如“整形”、“换血”等方式从外到内地改变自我,以获得融入西方社会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