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范妮·伯尼小说创作(1)(2)
2016-08-30 01:05
导读：与前两部作品不同，范妮·伯尼的第三部小说《卡米拉——一幅青年画像》的女主人公卡米拉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拥有父母之爱，手足之情，还有一
与前两部作品不同，范妮·伯尼的第三部小说《卡米拉——一幅青年画像》的女主人公卡米拉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拥有父母之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个十分疼爱其兄弟姐妹的伯父。但父姓在给予她社会庇护的同时，也严格限制着她的独立和自由，使她必须和伊夫莱娜一样屈从于男性。她父亲总要求她淳朴、温顺和迁就他人，在他看来，“女子的适当教育，无论为了实用还是为了幸福，仍要探索，仍是人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的改进，或它的疏忽，对女子是好是坏，只有根据该女子最终落入其手的丈夫的脾性而定”[3]。 也就是说，女子教育没有确定的价值，与女子本人无关，让人不禁想起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女权辩护》一书中对这类观点的驳斥。在父权社会既定秩序的束缚下，卡米拉既不敢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又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乃至受尽恋爱挫折的痛苦，并误使父兄卷入债务纠葛中。虽然故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却在传统故事结构下暗藏了小说作者对女性不能自主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父权社会把妇女排斥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的批判。
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流浪者——女人的艰辛》中，范妮·伯尼对女性的普遍困境进行了更大胆而深刻的探讨。小说女主人公朱丽叶本是一位英国伯爵的秘密婚生女，一直生长在法国。法国革命爆发后，她为了使其监护人免遭绞刑，被迫成婚。婚礼过后，她随即逃往英国，隐姓埋名，打算靠自己的才能独立生活，因为法国革命已唤醒了女性的人权意识。然而，作为一个流落异乡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年轻女子，自立又谈何容易。朱丽叶历尽艰辛，靠给人缝补衣服、做家庭女教师和陪护、卖艺等方式来维持生计。直到她的监护人找到她，才使她可能恢复财产继承权，有个安身立命之所。伯尼由此强调了父权体制下受压迫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希望妇女能享有平等的
就业权利，从而使女性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小说中范妮·伯尼笔下的女权主义者爱里诺说道：“我知道，你们认为我被那些革命思想玷污了，而我却认为自己因此而高尚。因为那些革命思想，我敢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可怜的屈辱的必要的社会附属物，保有自己的智力和态度；因为那些革命思想，我要求从附和不经检查的意见和受我所藐视的偏见控制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因为那些革命思想，我有了人类早该有的珍贵的敢于独立思考的基本公民权。”[4]她直接以革命的激进话语表达了女性政治的理想。
毋庸置疑，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伯尼聚焦于未婚妇女的生活，揭示了她们在婚姻、财产继承、家庭关系和就业等方面的困境。因此，范妮·伯尼最新的传记作者克莱尔·哈曼(Claire Harman)形容伯尼具有“自然而强大的女性主义”[5]。
二、范妮·伯尼的小说创作动机
美国教授克里斯蒂娜·斯特洛伯(Kristina Straub)曾评论道：“伊芙莱娜的虚构情形实际反映了伯尼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试图在传统父权社会中寻求女性问题解决方案所面临的困境。”[6]152作为一名生活于18～19世纪的妇女，范妮·伯尼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束缚。那时，妇女没有任何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物。对妇女来说，婚姻是她们人生的最高目标，相夫教子是她们的职责，除了做贤妻良母，她们不应该有任何其他追求。根据约翰·乔治博士的说法，“如果你偶然有些学问的话，最好把它作为一个完全的秘密，特别不能让男人知道”[2]2。写作对妇女而言简直就意味着对父权社会传统的挑战。
虽然，因为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查尔斯·伯尼博士是研究
音乐史的学者，与当时各界的社会精英交往甚密，家中的座上客包括字典编撰家约翰逊博士、
戏剧家谢里丹和政治思想家伯克等名流，范妮·伯尼“大有机会观察到丰富多彩的人间景象，而丰富的人间万象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推动因素”[7]1390。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却不允许她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妇女从事文学创作。下面这段描述极为真实地再现了范妮·伯尼当年的窘困处境：“女孩子写东西被认为有点荒唐可笑；而成年女人写作就是很不相宜的事了。……范妮的继母也不赞成舞文弄墨。……有一次，她被迫在后花园里把所有的文字付之一炬。最后，似乎是达成了某种妥协。早晨是神圣不可侵犯地，用于缝纫之类的正经工作；她只有在下午可以在那间临河的瞭望房里涂涂写写……”[7]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