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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禽鸟喻义问题浅谈(1)

2016-08-27 01:01 [摘 要]《关雎》禽鸟喻义问题，自来论者甚众，歧见多有，可商之处往往而在。细推诗意，征诸载籍，当知“关关”固为独鸣，“雎鸠”乃喻君子，“挚(鸷)而有别”实指勇而有礼。 　　[关键词]《关雎》；禽鸟喻义；雎鸠；隐语；鸷而有别
　　
　　《关雎》这首诗，历来谈论的人很多，其中的禽鸟喻义问题，更是千古聚讼，积不能平。从鸿、光式举案齐眉的爱情，到蛮族时代粗野奔放的性虐快感，种种奇说异论，莫不有入主之。这些观点的形成，从程序上讲，似乎应该基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其一，诗中所涉及到的雎鸠是怎样一种鸟；其二，此鸟立于沙洲之上，意欲何为。然而。从历代的诠释实践中，我们很难获得对这一程序的印证。因此，有必要对本诗的禽鸟喻义作出重新解读；而在解读之前，同样有必要对以往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分析判断。
　　
　　一 赋予性格——由诗意理解决定的对象描述
　　
　　毛诗系统的早期权威毛公，对雎鸠的解释很简单，“王雎也，鸟挚而有别”。事实上，对于一般人而言，“王雎”这个名称并不比“雎鸠”来得更通俗一些；而在传写过程中，状况雎鸠的关键字也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在某些早期版本中，“挚而有别”之“挚”原是写作“鸷”的。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句出自大师之口的笼统界定，竟逐渐演变成为后学争论的渊薮。
　　稍晚于毛公的郑玄属于“挚”字派，而且明确舍弃了此字中本也涵有的“勇猛”之义(在这个层面上与“鸷”相通)，转而诠释为很有纯情气息的“至”字。所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
　　那么，郑玄对字义的细化、明确化，符不符合毛公的逻辑呢?常常被腐儒讥为“不学”、实则很了不起的欧阳修在他的《诗本义》中对郑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先儒辨雎鸠者甚众，皆不离于水鸟。惟毛公得之，曰：‘鸟挚而有别’——谓水上之鸟，捕鱼而食，鸟之猛挚者也。而郑氏转释挚为至、谓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鸟兽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鸠之情独至也哉”。换句话说，郑玄悖离了毛公本来很“允当”的注解，犯了“修正主义”的毛病。
　　但从欧阳修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潜意识里其实也认为郑玄的“修正”是为了让毛公的说法更加圆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根据《传》旨，《诗》写雎鸠雌雄相和而又保持距离，意在比拟君子、后妃之间典雅端正的交往态度。如若根据挚与鸷的通用义，将雎鸠理解为猛禽，岂非与《传》旨不谐，且唐突佳人之至?《诗本义》里便藉他人之口设置了类似问难：“或曰：‘诗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挚之物比之，岂不戾哉?’对曰：‘不取其挚，取其别也，……”郑玄没有采用这个通用义，自然也就避免了类似问难；而在不存在类似问难的情况下，譬如注解《曲礼》“前有挚兽”时，这个通用义却又受到了同一个人的欢迎。
　　要之，永叔、康成都认为毛公“挚而有别”的说法可以成立，但需要予以特别说明。二人的分歧，仅仅在于“说明”的方式。前者有取有舍，于挚、别二德之中取其合于诗教者。引而申之，以为诗人固是如此兴寄、毛公固是如此训诂、读者固当如此理解。盖同一事物，在生活中言之，为实体；在意境中言之，为物象。诗人写情造境，自不同于科学家格物致知，本无须囊括实体的所有特征。然则且不论说诗正谬，仅就标明“诗人所取”而言，欧阳修确实胜过经生的一味穿凿，很得文人雅致。后者因事择义，曲为之说。“挚”字在形容鸟兽时，郑玄本亦取其“勇猛狠戾”之义。但置于本诗，实与郑玄所接受的《诗》旨不谐，于是辗转相释，蹊径别通，卒变不和谐为和谐。
　　根据欧阳修的解说，我们可以大体想象出雎鸠是怎样一类鸟，却无法将这类鸟和他所强调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根据郑玄的解说，我们可以了解这种鸟的习性(尽管是拟人化的)，却无法想象出这是怎样一类鸟。到了朱熹给《诗经》作集传时，便吸收了两派的长处，既能标出雎鸠这种鸟的特性，又能让人想像出这是自然界的哪类动物。他注解道：“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鹥，今江淮间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乱，耦常并游而不相狎”。根据他的描绘，雎鸠变成了和野鸭、江鸥相近的乖巧禽类。这样解说，固然照顾了娴静婀娜的淑女，使得雌雄和鸣的意象理解起来更为妥帖；但同时也革了毛公、郑玄、欧阳修等人的命，他不再把精力放在模糊实体、突出特征和穿凿字义上，而是依照两宋士大夫心目中温文尔雅的爱情模式，直接为这首千百年前的诗歌择定“合适”的起兴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