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文论话语的两难处境与重建吁求(1)(2)
2016-09-14 01:20
导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张著以为，摒弃外来文化是鸵鸟伎俩，但中国的自身特色和自我立场亦即“中华性”显然是基本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张著以为，摒弃外来文化是鸵鸟伎俩，但中国的自身特色和自我立场亦即“中华性”显然是基本出发点。“现代性中包含着西方性，它以一种貌似公允的世界性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对于非西方的广大民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眼光和描述。强调中华性，就是强调具有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凝聚力”。[4]（P132）张著进而指出，中华性命题替代现代性命题的合法化须从两个方面寻求思想资源。其中之一即借鉴西方后现代的批评话语，以形成一种批判立场和开放话语，从而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华性是一种不凝定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思想，即中华性是要表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的独特地位，有着中国自身的特色；可以是一种非现代性的诉求，它可以采用实用化的态度，将中西不同理论系统的东西组装为一个拼盘；它不是西方的现代性，是灌注着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性；中华性不是一种天然生成的本质性概念，它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相比较时体现出的特色。
由此可见，中华性被赋予了两大“超越”功能——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在这种语境中，中国文论必须反求诸己，又一次回到传统来重构自身。当然，面对现代文艺现实时，传统批评视角已变得陌生。但就是这种陌生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世界的文论批评建设中，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涉及到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现代文艺文化根基的缺乏，需要对传统文论予以重建。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本质上缺乏独创性，来自于西方文学模式的借鉴和模拟。然而殊不知，西方文学创作模式是其文化传统的承传与积淀。它与中国文化的成功对接非一日之功。所以我们往往拿来了形式，而其底蕴留在了西方，这样导致了现代文学的浅俗。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的成功则表明，文学的现代拓变离不开民族传统的根。从知识转型层面来看，现代知识系统带来了科学与理性，这也成为了思考人与自然的一种方式。但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不但没被否认，反而得到了推崇。在价值转轨层面，人在急遽转轨之时总有失重感，这种失重感要求我们不时回视过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价值平衡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论不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参与创造的工具。虽然现代文学重心走向小说，但传统诗学并非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古典诗学品味
诗歌时多个层面的融合与整体观照，与西方文论观其一点的研究方式绝然不同，这对于现代文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我们真正唤醒了传统文论，从适用性能、话语格局和目标体系等方面超越曾经所借鉴的西方文论就不再是梦想。然而唤醒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这也是不可能的，历史不可能重复。所以，张著要思考的是传统如何得以真正走进现代语境。
在《差异和冲突语境中中国学者的应对》等章节里，张反思了近百年来的学者们在中西撞击所形成的现代语境中的应对策略。正是他们的筚路蓝缕，为中国文论的重建打开了一线血脉。如梁启超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需求中找到西方理论，与之结合，来梳理、解决中国问题。朱光潜则把西方文论的基本理念同中国文化的审美心理经验相结合，寻求两种
美学观念的互参互渗。而李泽厚则将西方理论纳入自己的视野，注重对之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历史的选择使得这些大师的视野转向了西方，但他们在中西文论对接中，将传统根基的坚守与文论现代追求几融为一体，这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給予了重要启迪。当代诸多学者往往居于此来反思文论现代历程，并以之为追求的目标。当代学界，面对日渐西化的理论潮流，张著认为，现代文论对于西方资源的是必要的，然而丢弃了传统，则与站在殖民主义立场对于异邦文化的阉割有着殊途同归的功效。所以郑敏认为五四割裂了传统，使得现代文学缺乏深厚的土壤滋养。因此，当代诸多学者的视野重心又回到了传统。为此，张著剖析了曹顺庆、王一川、余虹等具有代表意义的理论追求。余虹从中西文论差异的根源入手，对之进行了甄别，从而强调了中国学派或中国立场的合理性。曹顺庆主张重新整理传统资料，发掘其具有现实作用的部分。王一川则提出了汉语形象诗学，汉语形象诸方面的探讨是建构中国诗学的基础。这些学者的努力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的可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