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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五至三无”(1)

2016-09-20 01:07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公布，消除了多年来对《礼记》、《家语》中“五至三无”说的怀疑，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它当做孟庄以前儒家论题来看待，探讨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了。 儒家主张礼乐治国，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难之）有”！这个礼乐治国，不是说彼此点头哈腰，整天吹拉弹唱，便能治理国家的；它讲究的是“礼乐之原”。所以书中称引孔子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他们相信，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通达礼乐之原，然后方能以之“致五至”，以之“行三无”，以之“横于天下”，走向国泰民安，到达世界大同。 若问“礼乐之原”是什么，那算问到儒家学说核心之处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儒家看来，玉帛钟鼓、揖让律吕，都只不过是些礼之仪和乐之表，远非礼乐之原。据说弟子林放曾向孔子问过“礼之本”，孔子特别夸奖了一句“大哉问！”然后才回答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就是说，与其追求仪式上的浮华（“奢”）与完备（“易”），不如提倡情感上的质朴与本真，这才是礼乐的本原之所在。 在《民之父母》篇中，其“五至三无”之说，对礼乐之原有一番哲学的论证和诗学的赞美，是我们深入认识儒家的绝好资料，有待仔细玩味，慢慢琢磨。一 简中记载孔子回答“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说：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可谓民之父母矣。为民父母者必须达于礼乐之原。此所谓的“礼乐之原”，或礼乐之所以为礼乐者，不是玉帛和钟鼓，而是志和气（说详下）。“达于礼乐之原”者，不是说达于志和气，而是说通晓于礼乐之原为志气一事。只有通晓于礼乐之原为志气，方能由之到达“五至”，以之推行“三无”，成为民之父母。 我们知道，礼乐是需要玉帛钟鼓来体现的，但玉帛钟鼓本身并不是礼乐，而是礼乐之器，形而下者也。玉帛钟鼓能以传达出行礼作乐者的志（所谓“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之类），这个志，却又已不是礼乐，而是礼乐之道，形而上者也。这个礼乐之器和礼乐之道统合在一起，亦实亦虚，有形有神，组成为礼乐之气，方才是我们通常笼而统之所谓的礼乐，或礼乐本身。 不仅礼乐如此也，任一事物都有这样的“志（或道。主观者为志，客观者为道）”“气”“体（或器）”三个层面，都是三合之一。三者的关系，正如《孟子》中所描述的那样：“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呈现为上（志）中（气）下（体）或正（志）反（体）合（气）的结构。由于志为气之帅，所以孟子接着说，“夫志至焉，气次焉”（《公孙丑上》），志走到哪儿，气也跟着到那儿；反过来理解便是：哪儿有气在，那儿便有志。当然，这气和志，还得要附着在体上，具体为某某物事，方才成为生活的实在。 志至气次这句话，历来多释为“志为至要，气为其次”。此解确也道着了儒家的某些看法；但《孟子》此处所说的却是另一层意思，是“心之所至，气即随之”（毛奇龄，据焦循《孟子正义》引）的意思。这层意思， 在竹书“五至”之说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孔子曰：“五至”乎，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礼之所至者，乐亦至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谓五至。志、诗、礼、乐、哀五者，以“志”为首，逐一“至”去，五而止；是为“五至”。从字面上看，这五者不分轩轾，彼此平等；但在实质上，志却高出一筹，与四者有别。盖所谓的“志”，乃心之所之，是人及其行为的形而上的动机，是统帅。而诗、礼、乐、哀四者，在这里则属于“气”的层面，是受制于统帅跟随着统帅的种种行为。因之，“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这一句，正是孟子所说的“志至焉，气次焉”的意思。有所不同的是，以下三句，诗至礼亦至等等，却不是诗为礼之帅等等意思。这是必须特别注意之处。我们知道，诗能言志，诗也总是在言志。正由于此，诗本身遂不是志，也便不能成其为气之帅。于是，“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与“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那一句，虽然句型全同，含义却大不一样。其中，志至诗亦至，是帅和卒、主和从的关系；而诗至礼亦至等等，却是卒和卒、友和朋的关系。因此，“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应该分别理解为“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志之所至者，乐亦至焉”、“志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即理解为实质上的并列关系，而不为字面上的串联所迷惑，方能真正捉住五至的真谛。也只有这样去理解，方能清楚看出，礼乐之原，都在一个“志”字上；而不致遭受字面干扰，误认诗为礼之原、礼为乐之原、乐为哀之原，忽视志的地位，陷入无名混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