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早出新证(5)
2016-10-02 01:28
导读: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权威和影响,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将《大学》看作是“孔氏之遗书”,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似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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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云:“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既然有“曾子曰”,那么,“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就此坐实《大学》即是曾子所作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